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4-0087-07 一、概念的源起 一种看法把“文化工业”概念的源起上溯到经典作家马克思。就文化工业的根本特征以及概念所蕴含的批判维度而言，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确实开了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因为从前人类活动都是劳动，都是工业，都是本身已经异化的活动。”(注：程代熙主编：《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理论时，把艺术家的劳动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两种类型，非生产劳动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生产劳动则是被资本家雇佣，“为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第296页。)，指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第296页。)其意明显是指资本生产的逻辑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为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这种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是作为批判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工业”概念的萌芽。 1936年，本雅明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一次讨论大工业生产方式和技术复制手段所产生的艺术与审美文化领域质的革命。摄影、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现，表明技术复制、批量生产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生产方式。而由于艺术的生产与接受中革命性新技术的应用，真品与膺品的分别不再具有意义。艺术因此摆脱了因其独一无二而被少数人垄断的命运，也去掉了那灵性韵味的外观，人们不再视艺术为仅供观赏的光环或膜拜的偶像。因此艺术的技术复制或工业化产生两个革命性成果：其一是使文化的大众化成为可能；其二是使艺术的功能从礼仪转向一种真正的政治实践活动。 今天人们一般把“文化工业”术语的发明权归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1975年回忆说：“‘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注：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科，第198页。)并且透露了使用该术语的目的在于与“大众文化”相区别，大众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语词的转换凸现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诠释文化工业的批判向度。与本雅明对技术复制艺术深具革命意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本质上是反大众的，是一种更隐蔽微妙也更具成效的统治意识形态、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视域里，文化工业只是资产阶级启蒙走向其反面蜕化为神话在审美文化领域的表征。 自文化工业概念诞生之日起，思想界的诠释就已经存在明显的分歧。本雅明代表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意见，肯定机械复制艺术所产生的大众文化的进步后果和革命性，文化工业为大众获得阶级意识提供了某种可能；而阿多诺则代表了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本雅明“错误地高估了从机械复制艺术的体制中所产生的进步后果。”(注：R.沃林：《艺术与机械复制：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论争》，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二期，第58页。)文化工业不仅没有使大众获得解放，反而从肉身到心灵以及潜意识深处全面操纵了大众。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延续到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论述中。 二、术语的涵义与发展 文化范畴在法兰克福学派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文化批判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在他们看来，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肯定文化”，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都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是使统治合法化。“肯定文化”在18、19世纪登峰造极，它的核心概念有灵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审美等等，曾经起着反抗封建的进步作用。但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这种进步性仅仅残留在抵抗物化的纯粹审美领域里，并且退化为一种维护其统治的润滑剂或灭火器。“肯定文化的重要社会任务，是以恶劣生存难以忍耐的变幻莫测，与需要幸福以便使这种生存成为可以忍耐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注：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3页。)“肯定文化”以精神领域的虚幻幸福与自由的承诺欺骗人们，目的是使不可忍耐的恶劣生存变得可以忍受，藉此消除反抗意识。马尔库塞这个概括代表了从卢卡齐到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根本观点，这正是《启蒙辩证法》中著名断言“启蒙走向其反面”的一个含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一种不同于高级文化的大众文化形式，去掉知识精英的深奥晦涩的贵族气息，使文化变得大众化起来。这种“为大众”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更隐蔽的操纵和统治形式，它甚至在对峙中逐渐侵蚀掉高级文化残存的一点批判意识。早在1937年，霍克海默就撰《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犀利地指控大众文化连给予人们虚幻幸福与自由的私人领域也不放过，“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注：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这种大众文化对大众更具欺骗性，它玩弄各种花招，极力逢迎大众趣味，赠送给人们更多永远不能兑现的廉价承诺和即时而虚幻的快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闲暇时间也被剥削、被殖民、被操纵了。正因为大众文化的伪大众性以及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正式出版时，坚决地把草稿中所用的“大众文化”替换成更能体现其实质的“文化工业”概念。这一替换更凸显出否定与批判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