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化研究在知识界很是热闹。文学研究似有衰微之势，而文化研究则大行其道。尽管在官方的学科目录中尚未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但确有人把文化研究当作目前学科整合与交叉的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空间，并寄希望于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不过，亦有人对文化研究忧心忡忡，他们对这一研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其中一种看法是认为，文化研究正在使文学研究失去文学性。显然，这种看法来自文学研究者。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文化研究的确潜藏着某种非文学化的潜在“危险”。不过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来考量。那就是，对文化研究使得文学研究失去文学性的忧虑，显然是从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研究视野来考虑的。换言之，忧虑本身已经彰显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种是把文化研究纳入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使之具有文学性；另一种则是相反，抵制甚至颠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和制度化。为了分析这类问题，有必要对文化研究本身作一番思考。 从语义上说，文化研究显然不同于文学研究，正像文化这个概念大于文学概念一样。但问题远不止这样简单。文化概念大于文学，照理说，文化研究远大于文学研究，这只是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或研究方法上来说的。因此，把文化研究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拓展便是顺理成章的。但恰恰是拓展带来了危机。这里有两种方式。一种仍是文学研究的范式，只是考察文学对象时不只限于文本、作家等传统文学范畴，亦考察与文学范畴有 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其实，这种研究在文学社会学中早已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正是如此。这么来看，文化研究并不新鲜，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它以新的命名而已，于是，文化研究失去了当下语境的特定针对性。另一种思路有所不同，首先考察的问题是，在有文学研究甚至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文化研究?它出现的理由和根据何在?显然，一种研究范式或倾向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从西方学术界的情况来看，文化研究大约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它有两个明显的指向：一是针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伟大的传统”，亦即源于阿诺德、利维斯的那种将文学视为高雅趣味和价值表征的观念。所以威廉斯径直提出了“文化乃日常的”命题，霍加特和汤普森则强调对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文化的研究。二是与当时欧洲北美兴起的政治文化运动相呼应的对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和学科化的反动。所以，文化研究初生伊始便带有某种强有力的反叛性和政治倾向性。用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约翰生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有三个前提：“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和种族的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前提，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的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注：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从阶级、种族、性别，到权力和社会斗争，这些界定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政治意味和指向，它压根儿就不是奔着文学研究而来的，毋宁说它的出现就是要颠覆文学研究业已制度化和学院化的范式。这么来看，文化研究有自己的逻辑，它对那种强调文学性和规范化的文学研究充满敌意。这也许就是文化研究应运而生的根据。 文化研究何以与文学研究对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回到20世纪60年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造就了文化研究的登场。我以为，以下一些重要原因导致了文化研究的沛兴。首先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高度制度化和学科化，使得社会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局限。作为大学建制的文学研究，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到了二战以后，大学英文系的文学研究者为了和精密科学抗衡，为人文学科找到合法性的根据，诸如新批评这样高度学科化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后来的结构主义模式也具有相同的倾向，而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又被重新评价。这一路学科化的研究范式强调的是文学研究自身的审美属性、体裁和风格特性、形式要素和结构。毫无疑问，这些文学研究为确立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科性奠定了根基，但它的局限性也很快彰显出来。日益学科化的文学研究不断地制造着经典的神话，文学研究一方面只关注少数被权威所确认的文学经典，另一方面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自身的形式特征方面，因而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封闭和僵化，鲜活的思想和复杂的体验被简化为一些刻板形式的教条。文学研究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危机(注：其实类似的学科性危机不只在文学研究中，它广泛地存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高度的制度化和学科化导致了思想的匮乏和技术操作性的盛行。社会理论取代社会学而异军突起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See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ed.Steven Seidman & Jeffrey Alexander,London:Routledge,2001,pp.1-3)。)。于是，突破这种令人窒息的局面，便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研究应该说正是对这种境况的回应。它突破了狭隘的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格局，把研究的视野从只限于经典名著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这个趋势在北美和少数话语或边缘话语的兴起相关，文学史或人文学科的内容不再只限于欧洲白人的文学经典，也开始囊括亚非甚至土著印地安文学及文化。 文化研究对规整刻板的封闭学科化倾向的反叛，不只涉及到学术研究自身，更重要的在于它涉及到一个普遍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消失。1968年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一种说法，比如福柯强调，传统的“万能知识分子”已经消失殆尽了，剩下的只是各种“专家”；在北美，老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衰落，学院派的兴起扼杀了知识分子的角色行为，所以雅各比提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命题，而赛义德则发出了“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吁求。其实，知识分子的消失与学科化是密切相关的，当思考变成经院式的玄学，当知识的接受对象只是教室里的学生，当知识脱离社会运动实践而成为书斋里的摆设时，象征资本的追求和适应制度的需要便成为学者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于是，文化研究从反学科性入手，强调社会实践性，强调其践履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恰如吉罗等人指出的，文化研究塑造了抵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不再限于大学讲堂上的教学活动，而是与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及其运动产生深刻的联系。“正确的文化研究应当是与内在的、在充满压迫的社会中必须做的事情相关的。这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必然是对各种流行的实践批判与对抗。……知识分子必须在这种对抗演化为有政治影响的实践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注：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知识分子与对立的公共领域》，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85页。)我以为，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践，就代表了这种倾向，文化研究与社会运动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院范围，撒切尔政府的激烈反应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