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2)04-0066-08 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技发展创造的物质文明越来越高，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如以消解意义为主，对物欲横流的世界玩世不恭、精神空虚、人情冷漠的后现代主义，只重过程不讲目的，只重现实不讲未来；只重实用不讲情义，只讲征服不讲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针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所出现的弊病，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开始青睐东亚文化中人际和谐、“天人合一”等理论，强调法律文化背后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作用，探索人类新的文化模式。 人才的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固然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内在原因，但是，人口因素最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本文拟从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振，证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以求教于同行。 一、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在人类古典诸文明中遥领风骚。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华夏文明的农耕技术、帝国官僚体制、教育制度、儒教人文主义等，都领先于西亚和地中海文明，很早就具有长时期的整体关联性。但是18世纪的西欧工业革命使世界文明的罗盘针发生了重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使东亚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华夏古典农业文明被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取代。但是，二战后东亚的崛起使世界的时针又开始重新转向，获得独立的东亚各国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短短的40年间，使东亚的经济发生奇迹般的巨变：日本在战后千疮百孔的国土上建起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把经济建设的规模推进到举世震惊的地步，“东亚病夫”变为东亚社会主义工业国；东盟国家也已改变殖民地面貌，追踪“四小龙”进入工业化。尤其是东亚的人文发展的指标(以人口的寿命预期年龄和成人识字率作为基本指数)远远高于经济发展的指标。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日本人的人文发展指标居世界第一位(按由低到高的顺序为136)，经济发展指标居世界第五位(126)；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标居世界第109位(22)，而人文发展指标居世界第65位(2)。新加坡、韩国等的人文发展指标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先进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最高达到3%～5%，而战后东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达到7%～8%，甚至更高，一般都高出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1倍以上。[2]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了世界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型工业化地带。这就是引起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有5000年文化史的巨大遗产，尤其是中华文化遗产。东亚“儒家文化圈”存积有价值无比的宝贵的人文资源。所谓“儒家文化圈”是指由中国儒学源流相关的东亚各国所形成的文化复合体。历史上的东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国文化儒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由中华文明滋养哺育出来的“亚文化”。“东亚奇迹”出现对国际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不能从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成功的原因，而要重视地区性的悠久历史联系与文化资源。马克斯·韦伯关于东亚的传统文化——儒家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受到了挑战。二是“东亚奇迹”表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结果决不是西方“原生型”工业化模式的全盘移植，而是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全球推进，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各种方式探索工业化的新道路，以更快的速度争取现代经济增长和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结果，这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也是对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的重构。 二、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东亚民族精神的重振 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营养，中国历史整体上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多元一体、多样统一的精神综合体。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对汉文化有过重要的补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仁义”、“忠诚”、“谦让”、“兼爱”、“中道”、“礼义”、“大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创立之初就不是完全封闭、绝对排他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到了西汉经董仲舒等人诠释，被汉武帝定为官方思想，之后历代皇朝也不断补充了自己时代的精神营养。到了宋代，经程颐、朱熹的重新诠释，又对儒学作了较大的改造。即使在清代，以康熙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十分虔信儒学，也还是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思想。再加上道家、法家以及历代民间文学和明清小说给广大人民的教育，共同构成了极为丰富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系。此外，对于异质文化的传入，儒学在保持其学统承传的同时，总是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会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佛陀东来，景教入华，伊斯兰教传入和西学的东进，大体都经过“磨合”之后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直到今日，儒家文化仍是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内聚力，起着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也正是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教文化圈”奠定了基础。但是，不能否认传统儒学在成为官学之后的历史局限性。如在汉代，由于倡导独尊儒术，墨学中绝，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受重视，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科学家，但从两汉到明清2000年间没有产生过近代的实验科学。与此同时，明、清两代还一度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的文化交流。这就使中国文化大大落后于西方文化。特别是由于传统儒学兴盛于封建社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和小农意识，不适应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儒学失去了封建政权的支撑，从官学的地位跌落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救亡、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扫除了封建批判儒学的影响，为社会进步扫除了障碍。此后，人们逐渐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并认同了“民主”意识。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有了“新儒学”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