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4—0017—07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证”。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 化虽然唱响的主旋律是时代的最强音，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社会 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使文化结构呈现出纷 纭复杂、多元交织并存的格局。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冲突、融汇，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 同的文化取向，纵横交错，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启蒙文化与新启蒙文化、新儒家文 化、国学热、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 主义等等。各种思想的发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各种文化态势以及它们相互之间 的交锋，都不难找到其话语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土壤，都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 必然产物。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尽管20世纪90年代文化头绪万千，声音杂杳，却也都自然而 然地牵涉到现实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性问题，即怎样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尖锐对立的倾向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即传统文化本位论/本土化与 全球化问题。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自近代中国启动社会现代化工程以来， 一直没有解决却又无法回避的老问题。我们以为，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方文化 本位论，都陷入了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中国文化要完成 现代化转型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是，融入世界又不等于丧失民族自我，而是要在世 界文化中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中所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 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 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就已经悄然登场。文学界“寻根文学”的倡导可谓文化保守主义的首 先亮相，海外学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对于文学寻根的文化 呼应。但是，由于80年代启蒙文化的强势存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掀起大的潮流 。“寻根文化”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启蒙主义情怀几乎完全消融了最初倡导者 的理论宗旨。韩少功、郑义的小说创作完全否定了他们的理论，莫言、李杭育、郑万隆 等人的“生命力量”也很难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从容对接。寻根文化的创作几乎成为80 年代批判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壮举。林毓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省、检讨 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没有在理论上获得支持。整个知识界无法迅速完成从五四崇 拜到批判五四的180°大转折，时代也没有提供充分的知识系统作为这种文化转向的价 值参照依据。 然而，进入90年代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整个90年代递次涌现的文化倾向、潮流几乎全部呈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国学热”使原来边缘化的中国传统“学问”迅速向中心移动，国学大师在校园里成为年轻学子的神圣偶像。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把人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从知识圈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余秋雨作品的热销使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那里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甘心致力于纯粹的学问，往往要问鼎天下，所以，“国学热”最终以传统学者们的乐观预言而达到了令无数炎黄子孙无比振奋的高峰——30年河东，30年河西；20世纪的中心是西方，21世纪的中心则是东方。文化变革上的时间循环论于是应运而生。 新儒学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支劲旅。他们海外海内遥相呼应，又有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新儒学并不反对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却以皈依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文化资源和动力。很明显，新儒学奉行的仍然是五四以来新儒学“返本开新”的现代化方略。再往前追溯，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 后现代主义是最具新意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这种在西方最具叛逆性的文化先锋进入中国以后却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锐，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弘扬“本土文化”的理论基石。在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评价中，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努力却变成了不断丧失民族文化自我的“他者化”过程。因而他们反省现代性，宣布现代性终结。试图在“本土性”、“中华性”的单一道路上另辟中国现代化道路。解构主义成为解构“现代化”的锐利武器。郑敏在《文学评论》发表长文[1]，就是以解构主义抨击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她那解构主义的解剖刀下，白话文成为20世纪文学的最大不幸。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80年代启蒙文化的代表人物在90年代也纷纷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李泽厚在进入90年代以后，就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而且明确提出“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中国现代化建构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