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2)04-0037-05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这三个学科在中 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民族卷都有吴先生 一席重要之地。如果文化人类学卷问世的话，自然也少不了吴先生的位置。社会学、民 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三个学科都是“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不过一百年，这一历程 ，伴随了吴先生的一生，吴先生为引进、传播、吸收、改造这三个学科，并使之中国化 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这三个学科，各自独立门户，但在中国它们之间又沾亲带故，相 互间的紧密联系是割不断的。而吴文藻先生一生对于这三个学科的呵护培育，可以说是 悉心备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三个学科的关系仍存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之歧义，但是，有一点却是共识，这三个学科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以 人的文化为研究核心。正是这三个学科的崛起，给中国文化研究拓宽了全新的视野，使 文化研究真正步入科学的殿堂。在中国，吴文藻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文化研究入门的启蒙 大师。是他最早把西方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并发扬光大。 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内涵不尽相同。就汉字“文化”一词而 言，中国古已有之。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象征古代文身之人。“化”字本意 为变化、改变，引申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造化之功。“文”与“化”并联使用，在《易 经》中已出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与“化”组成“文化”一词，意为 文治和教化，汉代刘向《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 加诛。”可见“以文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义，与“武功”相对。这一层本原 之义，使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更富人文色彩。 今日“文化”一词，已注入了西方的“文化”(Culture)。虽然至今人们仍然对文化有 诸多不同解释，但对于专业术语的文化一词源出于文化人类学却是没有什么分歧。而英 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Tylor,E.B.)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 学界所公认的经典性定义。 吴文藻先生早年赴美留学，攻读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于这两个学科的理论方法体 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认识到“文化”是这两个学科中的核心支柱。1926年4月，他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时发表文章，概述了孙中山、张慈慰、梁启超等关于民族之论 述，并介绍了瑞士法学家柏伦知理(今译布伦奇里，Bluntschili,J.K.1808—1881)、法 国哲学家吕南(今译勒南，Renan,J.E.1823—1892)的见解，鲜明地指出：“故民族性不 应视为政治上之概念，必视为文化上之概念。”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来之政治思想史 ，一部民族思想之发达史也。吾国民族思想有二渊源：一为固有者，一为西洋输入者。 吾国固有之思想，多属片麟断爪，不及西洋输入者之完善。且吾国固有之民族思想，十 之八九为种族思想。西方民族学说之影响吾国近代思想至为深刻。”[1] 早在70多年前，吴先生精辟透彻地认识到中国固有的和西方传入的民族观之差异，阐 明民族的文化性，指出“今日科学的人类学家，对于种族之见解，完全与往日盛倡同文 同种说者之见解相左。”应该说，这是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吴先生能有 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化人类学文化理论的深刻理解。正是在这篇论 文中，他首次引用了泰勒著名的文化定义：“文化之范围甚广。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之界 说，为今日学者所公认。其言曰：文化乃‘该复杂之全体，包括知识、信仰、美术、道 德、法律、风俗及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由于人为社会中之一分子而习得者。’一民族 自信其有特殊之知识、信仰、美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等，遂组成一特殊之文 明社会，此其所以足重者三也。言文，历史及文化三者，为人文精神之所寓。故民族者 ，乃一文化之团体也。”[1] 吴文藻先生对于文化概念的介绍和理解，无疑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民族学、社会学、文 化人类学迈开第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启蒙之功，不仅仅造福于这三个学科在中国 之建设，也对于改变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起到了振 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吴文藻先生发表于1932年的《文化人类学》讲义大纲，是全面系统介绍西方人类学理 论与方法的启蒙著作，他指出：“文化人类学上最近的趋势，可分为两方面来叙述，一 是实地调查的注重，一是文化概念的尊崇。”这篇大纲篇幅虽不长，但却一针见血地挑 明了当时西方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前沿方向。他写道：“人类学家本实地考察的经验而创 造的文化概念，乃是20世纪社会科学上最伟大的贡献。文化这一个名词，在最近20年来 无时不在人类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人类学的文字中，充满了文化的字样：如文化特质、 文化丛、文化型式、文化中心、文化区域、文化圈、文化模型，文化迁移、文化辏合、 文化分播，文化历程之类。这一切新名词都集中于文化的中心概念之上。文化原是一个 难以捉摸的概念，自批评派的学者努力研究初民文化以来，文化的内容遂变为充实而丰 富。凡关于文化的诞生与发育，迁移与接触，配合与孕胎，终至成熟而凋零，无一不在 他们的热心注意中。因此，他们一反古典进化派的笼统的头脑，而变为文化的解剖学家 及传记作家。他们又以文化分播的辩论为根据，兼用葛莱勃纳派的地理分布观，及黎佛 士派的历史改造观之长，而去其短。于是由方法之讲求，而大胆地主张文化本身为人类 学正当研究的范围。他们创立一种新的思维术，打破历来学者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来衡 量他种文化的态度，而养成克罗伯所说的‘文化的超脱精神’。这一来，人类学的影响 骤然扩大。这种新思维术，不但侵入了他种社会科学的领域，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论，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走上20世纪新思潮的大路，遂开了科学上文化研究的新 纪元。”[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