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89(2002)02-0090-03 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传 统文化某种程度的断裂。但是，在我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历史和文化的中断， 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引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和传承。批判的是业已 腐朽的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伦理纲常和政治结构，传承的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指归 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首先从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谈起。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 想文化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我们认为，贯通这一体系的基本精 神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 儒家言“仁”言“礼”，论“忠恕”道“中庸”，但是，它们都不是儒家思想的实质 核心和目的归宿。就“仁”而言，儒家评价“仁”与不“仁”的标准是治国平天下的社 会实践。管仲“器小”、“不俭”、“有三归”、“反坫”，在一般人看来可谓不仁不 义，然而，从不轻许人以“仁”的孔子却感慨地说：“如其仁!如其仁!”究其原因，就 是因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就是因为“桓公九合诸 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1]因此，当有人问孔子一个人如能做到“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雍也》)何止仅仅是“仁”呢?一定是圣了。可见，儒家言“仁”的最终标准是“ 霸诸侯”、“一匡天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一句话，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 践。 就“礼”而言，无论是伦理意义上的“礼”，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礼”，都不是儒家 思想的核心，儒家言“礼”的最终标准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儒家论“礼”，并非 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为“礼”而“礼”，而是重其根本，取其实施。鲁人林放曾经就“ 礼”的本质问教于孔子，孔子高兴地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 也，宁戚。”[2]在儒家看来，“礼”与其奢侈铺张，勿如朴素俭约；于丧礼而言，与 其简率轻慢，还不如悲哀过度来得好些。儒家的另一重要经典《礼记·檀弓上》也有一 段话，与此可互相印证。其云“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 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可见 ，儒家于“礼”，并非拘泥于形式上的繁文缛节，而是以治国安民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内 容为其最终指归。 就“忠恕”而言，其基本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4]前者是从积极的方面讲如何达“仁”，后者是从消极的方面讲如何做 到“仁”。就“中庸”而言，它是儒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含义就是 要“叩其两端”、“执两用中”，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说：“中庸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常之理也。”朱熹又引二程语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因此，中庸之道，并非是不顾原则地抹煞 和调和矛盾，而是力求在对立双方寻求一个合适的度，从而使事物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平 衡状态。因而，“中庸”同“忠恕”一样，也仅仅是一个方法论范畴，是儒家实现其治 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这一根本目的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和最终指归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而儒家文化 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基于此，我们把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视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真精神。[5] 二、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有碍 于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 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 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 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反映的恰恰是五 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恰恰是在他们身上 得以继承和发扬的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从历史维度而言，五四知识分子对 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姿态是在特殊国情下作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 建社会历史的国度，不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不足以让民众深刻认 识到封建制度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儒教的危害；从现实维度而言，要激发民众的民主意 识和科学精神、打击当时的封建势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冲击儒家学说，而且冲击得越是 猛烈，取得的效果越是显著；从参与者而言，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愤恨“吃人的封 建礼教制度”到了极端程度，使一切纯学理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黯然失色。所以，五四知 识分子对“孔教”、“旧艺术”、“国粹”等的反对是基于宣扬民主和科学思想的需要 ，而所作出的偏激姿态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绝非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毫无可取之处。与 这种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是，当时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使不少 被尘封或淹没了的传统重现光芒。例如，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成了中国文学史的 重要内容；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民间文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大学的学术殿堂 ；通过“整理国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现代 学术文化几乎都是以这一时期为开端的。鲁迅的小说、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著作，实质 上都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6]故而，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姿 态是由中国的历史、中国当时的国情共同决定的，是历史造成的必然。就本质而言，当 时的知识分子恰恰是在“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的鼓荡下向传统文化的糟粕 宣战、投入新文化运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