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2)02-0096-05 东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增长，首先从明治维 新后的日本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小龙等亚洲东部边缘国家和地区开始，到80年代以 来最终席卷了东盟和占据东亚腹地的中国大陆。目前的东亚已经同欧洲、北美一起构成 了世界三大经济圈。对此，西方学术界，不仅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关注和 研究东亚发展问题，而且也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东亚发展的动因，形成了一些主要的理论 观点，下面将对文化解释理论的兴起和当代文化解释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论述，并在此 基础上对文化解释理论作一评析。 一、文化解释理论的兴起和演变 各种关于东亚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兴起背景首先起因于力图解释东亚崛起这一事实，而 文化解释理论是这些理论流派中最早兴起的流派。早在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德 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都曾经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作过论述，展现在这些 西方思想家面前的是一个繁荣、昌盛与和平的中国。这些思想家主要根据明清之际来华 的西方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通信、报告以及中国经典文献的早期西方译本中获得的信息 与资料来分析中国及东亚社会，中国满清王朝和康熙皇帝在这些思想家眼里，已成为欧 洲“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1](P284-295)中国文化及其政治思想变成了18世纪欧洲 特别是法国社会中新君主主义者变革传统社会的理论工具。而德国的莱布尼茨甚至建议 欧洲国家“请中国派遣传教人员来我们这里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2 ](P71)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这股“中国文化热”颇有些“托中改西”的意味。这些论述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化地误读中国，但它们可以算作是解释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一批 比较系统的文化理论。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在印度和东亚地区 确立了优势地位，18世纪欧洲出现的“中国文化热”开始沉寂下去。 西方对东亚崛起在“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关注最初起始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且主 要是从文化和种族的角度去加以关注的，因而是真正的文化解释理论。从此以后西方学 者便开始了对日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文化阐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1873年写的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描绘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上下齐心、奋发改革的情形 ，指出日本人是俄国在东北亚扩张的强敌，至于在西方引起广泛反响的“黄祸论”，则 是由英国在澳洲的殖民官员皮尔逊1893年发表的《民族先后与民族性》这一著作中系统 提出的。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作为一个非欧洲国家利用近代化武器首次击败一个欧 洲国家，这一事实更进一步刺激了西方用文化种族主义理论对东亚进行的解释。1911年 俄国的一位法学教授多尔帕特提出了最早的“太平洋中心论”，认为以前从地中海转到 大西洋的世界轴心，现在正逐步转到了太平洋，“黄祸和远东问题也许终归要成为一项 真正的祸患。”[3](P331)到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时，西方国家首次正式把太平洋 西岸的东亚地区作为独立的地理区域看待。在二战后的20多年里，西方学术界(主要是 美国)对东亚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日本。这一期间美国学术界出版了许多用文化理论 阐释日本的重要著作，诸如战后初期出版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剑》、50年代罗伯特· 贝纳的《德川宗教》等。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崛起归结于日本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模 式。罗伯特·贝纳则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的宗教信仰与韦伯表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一 样包含有共同的“理性化”和“合理化”成分。[4](《德川宗派》第五章)1965年赖肖 尔更把日本迅速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归结于日本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更多的文化相 似之处：同样的封建制度(与中央集权相对)遗产、高度的法制观念和富于强烈进取的企 业精神。这些观点几乎是把日本文明当作西方文明的“变种”来看待的。 如果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日本是东亚发展的“文化解释理论”研究的中 心对象，那是因为日本是第一个崛起并一直与西方竞争的惟一东亚国家。然而，从70年 代起，日本不再是国际舞台上在经济方面一枝独秀的惟一东亚国家。在日本经济继续繁 荣进而直逼美国的同时，“四小龙”的经济开始迅速起飞，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 东盟各国经济继“四小龙”之后迅猛发展，更加突显了东亚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80年代初也开始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改革并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这种情况使东亚崛起的地理范围大大越出了日本列岛，波及到了包括“四小龙”和东盟 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在内的整个东亚。东亚经济整体崛起的这次冲击与日本单独崛起对世 界的冲击相比要强烈得多，因为日本的人口和领土均不及东亚的1/10，其自然资源所占 比例则更少。东亚被一些学者誉为西方世界之外惟一发育完整、推陈出新和产生独特现 代化道路的地区。对于研究现代化的经验、探索现代化与传统关系的学者而言，研究东 亚发展这一个案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个艺术收藏家很自然地会倾心于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一个登山者也一定会向往喜马拉雅山。同样理由，研究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 自然会将注意力放在东亚。”[6]以前用以解释日本发展的“文化例外论”再难以应付 面积如此广阔的东亚地区了。当代文化解释论者逐渐转向了东亚地区主要的文化遗产— —儒家文化。在他们看来，虽然东亚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但中国文明几千年 来对周边各国的巨大辐射力，特别是对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加 之东南亚各国存在有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和强大的华人经济网络。因而如与东亚其他文 化相比，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更深刻、更广泛地影响着东亚现代化的发展，甚至 有人把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模式称之为“儒教资本主义”。他们试图用儒家文化、儒家伦 理来说明，儒家文化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部分的东亚发展原因。东亚发展研究中的文 化解释理论在经历了18世纪的“中国文化热”、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中心 论”之后，最后发展到了以阐述儒家文化与东亚现代化之间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 全新阶段。 二、当代文化解释理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研究中的各种文化解释理论，虽然在儒家文化是否最终 决定东亚发展的问题上各派存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都力图阐明儒家文化对东亚发展的 积极作用。正如美国墨子刻所言：“韦伯在他的文化时代要说明的儒家文化的失败，而 我们则必须说明它的成功。”[7](P235)此外，这些文化解释主义理论在解释东亚经济 和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西方和其他发达地区的特色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 儒家文化。东西方理论界在研究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 下一些重要的文化解释理论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