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2)01-0034-07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新文化建构时，往往喜欢援引西 方的经验来诠释自己，展示自己的学术野心和文化抱负。其中，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 动、法国大革命等即屡被作为“我们的榜样”而得到传扬。 一、“中国的文艺复兴”诸说 (一)以清代学术比附欧洲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以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人文精神 的形式出现的、反封建反神学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在非常不同的 意义上使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梁启超率先拿“以复古为解放”的清代学术比附 欧洲的文艺复兴，提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1904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 迁之大势》第七章中，把清代二百余年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至20年代仍坚持 此说，影响很大。 梁启超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解释，着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表现方式和历史意义 。他在谈论清代学术时，牢牢地把握住文艺复兴“以复古得解放”的特征，指出：“‘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 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1](P.4)不难看出，梁启 超注重的是文艺复兴“复古”的形式，因为就内容看，文艺复兴实为古希腊文学美术乃 至人生观的复活，从这层意义上说，“清代文艺复兴”名实不符，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清代学术虽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 史上却不占主导地位，中国清代虽有文艺复兴的形式，但未能产生文艺复兴的实绩。梁 启超对此有着明确的认知并深表遗憾，不过，他仍深信清代学术的方向和精神是不错的 ，与欧洲文艺复兴正相同，若借以时日，清学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可观的。二是清代学术 只注重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 ，因此之故，其所收获不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大。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中世纪基督教禁 欲主义的束缚，回归到希腊的感情主义，思想一旦解放，文化乃转一新方向进行，蓬勃 而莫能御。相比较而言，清代学者中仅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欲以“情感哲学 ”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志愿确欲为中 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可惜的是，这样一部“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此后未发生 应有的反响，直到梁启超和胡适起，才充分认识到此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许之为 清代哲学的中坚。 梁启超以中西比较的眼光审视清代学术，首倡“清代文艺复兴”说，影响了包括丁文 江、蒋方震、傅斯年在内的一批学者对清代学术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胡适。 与梁启超从学术变迁的形迹上串通清代学术和欧洲文艺复兴不同，傅斯年主要从方法 论的角度谈论清代文艺复兴。他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清代的 学问是对宋明学问的一种反动，“很像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 问而发”，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他看来，“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 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 ，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 ，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总之，清代的 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2](P.406-415) 区别于梁启超和傅斯年，今人蒋广学则在精神实质上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联系 在一起。他指出：“清学的秘密就在于它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为人学产生和发 展开拓道路。……(清代)杰出的思想家们所做的事可归结为一句话：孕育科学和民主的 新‘人学’。”[3](P.339)这一超脱皮相的观察，极具创见，揭示了清学的“秘密”在 于“为人学产生和发展开拓道路”，从而将清学与“五四”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这一认 识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五四”的传统学术渊源。 (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欧洲文艺复兴 提到20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新文化运动，而著名记者黄远庸 是最早将文艺复兴与新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学者。1915年10月，他在致章士钊的一封 信中呼唤文学革命的降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 ，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国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 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 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4]黄远庸直击文学改革的 症结，呼吁从提倡新文学下手，将浅近文艺普及到下层社会，使之对一般人的人生产生 影响。此说未能获得章士钊的赞同，却被胡适引为同调，视之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 ”。黄远庸的文艺复兴说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当然不可能直接论及五四新文化运 动，可以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毫不相干。但就精神实质而言，他已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 复兴运动等量齐观，与胡适“五四”时期的看法前后呼应。我们从胡适1922年写就的《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有关说法不难推知，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与黄远庸的提 法之间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胡适说：“古文学的公同缺点就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 涉。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 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生发生交涉。那无数的模仿派的古文学，既没 有我，又没有人，故不值得提起。”[5](P.133-134)胡适把文学能否与一般人生发生交 涉作为其是否有在现代存在价值的理由，这显然是受到了黄远庸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