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2)02-0132-09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字面上至少有两种理解：一是近代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这是近代学术史的一部分；二是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史学研究，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 分。 近代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进入短暂的兴旺岁月，出现了数 以百计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好几种至今尚有价值。例如，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 4)，明白声明要跳出日本同类著作的窠臼，而自立体系。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 928)，以其通俗性和可读性，而为中国人自编的文化史著作赢得了颇多的读者。杨东莼 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把历史分成经济、政治和智慧三大 块分别叙述，成了后来中国通史著作的一种雏型。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1931)， 是试图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文化史的一次尝试。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以对 待史料的严肃态度，并以学术文化的陈述见长，因而流传颇广。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 》(上册1935，下册1937)，属于以文化为主的通史。战后，值得一提的是钱穆的《中国 文化史导论》(1948)和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1948)。[1]1949年以后综合性的文 化研究受到冷落，据朱维铮统计，《历史研究》1954～1964年，在中国史方面发表了几 百篇论文，其中没有一篇是从整体上探索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或全局问题的。[1] 近代学人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知识谱系上有天生的血脉联系。 在1949年以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显著，在历史学中确立了自己牢固的学科 地位。由于过分侧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史的研究，文化史研究的谱系发生断裂，到 80年代重新开展文化史研究时，“却惊奇地发现，原来对我们是那么熟悉的‘文化’， 忽然变得陌生了。在自己学科内已经不成问题的文化涵义，在别一学科里却大成问题， 以致大家不得不从基本概念讨论起”。[2]因此，根据近20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实践 成果，本文作一些介绍和评述。 一、重要研究成果述评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粗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二是分门别类 的相关学科研究。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教育史、出版史等等都 是文化史的范畴。对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有两类人，一类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关注思想 、文学、教育等文化现象在近代的变迁，关注这种变迁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联系；另 一类是各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更关注微观的、技术性的变化。他们拥有深厚的专业知 识，这是史学家们所无法企及的。本文所要介绍的是综合性的文化史研究和史学家对具 有变迁意义的具体文化现象的考察。 (一)文化转型。 文化转型是许多学者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近代转型”是指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 社会向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3]李良玉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是指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转型，是指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组织形态、思想内容 、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4]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包括五个指 标：(1)政治制度的转变，即以民主化的近代法治国家，取代传统的封建王朝体制。(2) 经济型态的转变，即以开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3 )传统观念的转变，即人与人之间以社会契约型的权利义务观念，取代传统的伦理化的 道德观念。(4)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5)传统语言文字的转变。[4]用上述指标检测近 代中国的社会变动，李良玉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四个方面的严重缺失：(1)近代 化的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从来没有确立起来。近代中国人长期争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核心，就是不赞成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2)健全的商品经济统一市场始终 没有建立起来。(3)作为近代民主与法治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的新型社会价值系统始终 没有建立起来。(4)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4]李良玉认为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历史课题：(1)正确评估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的历史遗产。(2)认真总结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经验。(3)养成开放的文化观。李良玉认为 中国人应当学会科学地看待文化。他认为，把文化当作一个既定的恒量进行总体的肯定 或否定是非常不科学的。西方文化中固然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西 方文化首先且本质上是西方人民在自己漫长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创造的人类文明。[4]方 克立也持此观点，他认为无论“中学”或“西学”，都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其中都包 含着复杂的成份和时代、阶级、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极为殊异甚至互相对立的内容。[5 ](p474) 在文化传统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上，王奇生认为，如何面对传统，实际上成了转型 期中国人的一个两难选择：尊从传统，在社会变革上便失去理由；抛弃传统，在道德规 范上又无所凭藉。[3]而李良玉认为，要着眼于建设新文化。对于今天的生活来说，适 用就提倡，不适用就收藏起来，或者改革，改到适用为止，无所谓尊重传统的问题。[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