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2)02-0131-03 一 重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海内外的学者都在进行讨 论。 所谓“文化精神”，指一种文化的特有精神。人是文化行为的主体，只有人才可能具 有和体现文化精神。因此，许多学者都把文化精神定位在人格精神的描述上。如贝特森 认为，“一种文化精神由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来反映”。美国学者萨姆亦认为：“ 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质的总和即为文化精神。”在西方文化学中，把文化精 神也称为“民族精神”或“国魂”。那么，就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而言，它主要也体现 为“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即人格精神的群体特征。 基于“文化精神”的上述含义，许多学者在讨论重庆的文化精神时，常常使用“重庆 精神”这一概念。而海外学者则更多地集中于讨论抗战时期的“重庆精神”。如台北师 范学院的陈逢申先生在提交给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六届年会(重庆师范学院主办)的论文《抗战时期重庆的社会变迁》中就搜集了许多海内外学者关于重庆精神的观点，她本人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从“轰炸下的战志”、“轰炸后的救灾工作”、“灾后的重建”三个方面用大量材料进行分析，认为“所谓的‘重庆精神’，具体而言，是指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之后，团结并容纳了国内外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的抗日团体和爱国群众，虽处于危险而且艰苦的环境中，又惨遭轰炸，但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民族精神空前宏扬，同时养成了刻苦、勤劳、紧张、振奋、牺牲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方式”。大陆学者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时，大体上有两种视角：一是从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来总体把握其文化精神，另一种是从重庆文化的结构，即从构成重庆文化的几大板块来认识重庆文化精神。后者如邓平先生《文化资源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建设的思路探讨》一文，把重庆文化的构成分成巴渝文化、红岩文化、陪都文化、三峡文化四大板块，并分别探讨了各板块之“文化精神”。[1](第231页)邓平先生对每一板块文化的分析，有一定准确性和深刻性，但如果用它们来说明重庆文化的构成，很难显示出一个逻辑严密、层次清楚的文化结构，这是因为四大板块的划分标准是不统一的。显然，巴渝文化与三峡文化是根据地域划分出的板块，且在地域上也还有交叉；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则是不同时间段上的两大板块；红岩文化与陪都文化产生形成的时间相同，主要是从文化内涵上划分。按照不同标准划分出的四大板块文化，很难显示一个统一的重庆文化结构，而从这个视角去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显然是分散的，很难从总体上去把握重庆文化精神。所以我仍采用第一种视角，即从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来探讨其古今传承的文化精神。 二 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时，我以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文化精神“纵”向上的传 承性，这是由文化本身的继承性所决定，重庆文化精神也是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一 是从“横”的方面看，要重视形成文化精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在不断发展 变化的，自然环境相对社会环境有一定稳定性，但在一种文化生成之初，自然环境的作 用尤为明显，这是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之源时特别要注意的。从这纵横两个方面考察， 我以为重庆文化精神从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刚勇坚毅，重义守信，团 结协作，开放求新。这四个方面的精神并非截然分割，它们有时又交叉联系在一起。 1、刚勇坚毅 重庆的自然环境是依山傍水，山多坡陡。自然条件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也有其险恶 艰难的一面。在重庆文化生成之初，险恶艰难的自然环境和大山大江的磅礴气势孕育了 巴渝先民刚勇坚毅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频繁的杀伐征战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常璩《华阳国志》称巴渝人“天性劲勇”，班固说“巴渝之人刚勇好斗”，左思《蜀都赋》说巴渝大地“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商朝末年，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正义之师，是役“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2]如果说最初的“刚勇”主要体现为尚武、勇悍、善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又不断被赋与了新的内容。“勇”的最高形式莫过于不怕牺牲，从容赴死。在重庆历史上，视死如归的勇士，代不乏人，甚至包括女性。东汉中叶，有巴女三人遭乱兵追逼，为免受辱，三女投嘉陵江而死，可谓刚烈坚贞。三国时，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甘宁为孙吴大将，合肥一战，孙权被曹军所围，甘宁自告奋勇，挺身断后，掩护突围，身中数箭，仍拼杀不止，直至敌退而血尽死于树下。在重庆历史上，这种勇于牺牲之事例，往往都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实出于一种爱国爱民之大义的“义勇”之举。如东周巴蔓子为保全国家领地，自刎而死，献头颅以谢楚王。南宋钓鱼城名将王坚之子王安节交战元军，因受伤被擒，大呼：“我王坚之子，岂可降乎!”被元军乱箭射杀殉国。至于近现代，杨闇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刑场上宁死不屈；张自忠抵御外侮沙场上慷慨赴死；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山城即将解放的前夕从容就义，无怨无悔。常言道，无私才能无畏，“勇”常常与“无私”，与“为公”联结在一起。南宋爱国状元冯时行不仅敢于直言主战，而且出知万州后敢于冒风险惩恶锄奸，解民疾苦，并勇于改革，成为勤政爱民的“贤守”。明代御史牟俸，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为政清廉，因不忍灾民之饥，以德州、临清库银买米救济灾民，然后向皇帝奏请伏自行其事之罪。冯时行、牟俸之“勇”，仍出于爱民、“为公”之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