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2)4-0046-06 特色文化是城市现代化与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 与发展特色文化，只有在特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才能不断增强城市文化的竞 争力、影响力与辐射力。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有鲜明的特色文化，这就是金陵特色文化。金陵特色文化是我国城市文化的典型 代表之一。在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一定要紧紧把握金陵特色文化与现代化的 契合点，并由这些“契合点”升华为南京市“十五”文化发展的目标，建设具有鲜明特 色的城市文化，以自己独特的风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自立于世界城市 文化之林。 一 金陵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早在战国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国灭越国后 就设置金陵邑，在今南京市清凉山。三国时东吴自京口(今镇江)迁都于此，称为建业， 这时流行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说明建业地区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江 南中心。西晋建兴初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而改为建康，东晋在建康建都，丞相王导说 “建康古之金陵”，后人因而作为今南京市的别称。这里是南朝宋、齐、梁、陈的都 城，有“六朝古都”之称。南唐建都于此，称江宁府。明洪武元年定都于此，称南京。 在此建都的还有太平天国、国民党政府，因而又称“十朝都会”。三国时诸葛亮曾观看 金陵山川形势，不禁感叹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太平御览 》卷156引张勃《吴录》)南齐诗人谢脁《入朝曲》中云：“江南佳丽地，金 陵帝王州。”唐代大诗人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诗中写道：“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 英豪天下来。”建国五十多年来，南京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所 谓“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七大古都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 化特色。 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与山文化相映。南京“负山带江”，背靠宁镇山脉，滨 临滚滚长江。南京城内与近郊既有钟山(紫金山)、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五台山、 清凉山、马鞍山、狮子山、牛首山、汤山、方山、幕府山、栖霞山等，又有秦淮河、金 川河等流经南京市区而注入长江的两条支流，玄武湖、莫愁湖就像两颗明珠布列在南京 市的左右。总之，南京有山有水，山水相映。因而，古人咏南京(金陵)也往往是山水兼 顾：“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千里澄江似练 ，翠峰如簇。”(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蒋山青，秦淮碧。”(萨都剌《满江 红·金陵怀古》)“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自然景物如此，人文景观也是如此。例如位于秦淮河畔的瞻园，布局精致，曲折幽 深，可谓“一拳代山，一勺代水”，山水相映，宛若天成。正是金陵(南京)的青山碧水 孕育着金陵的水文化与山文化。所谓“水文化”与“山文化”，既有物态文化的层面， 又有心态文化的层面。对于后者的特性，可以用《论语》及《老子》及《老子》中的有 关论述进行诠释。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由此可见水文化是智(知，同“智”)者文化，道家老子说“上善 若水”(《老子》八章)，水文化不仅具有聪颖灵慧的特性，而且“居善地，心善渊，与 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同上)，也就是心胸善于保持沉静，处事善 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而山文化是仁者文化，儒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坤 卦·象传》)，崇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的阳刚之所显 然，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与山文化相映，是儒道合流的文化。这种儒道合流的 文化在魏晋及南朝的表现形态是玄学，其特征之一为魏晋名士风度。这种魏晋名士风度 在南京人身上的残留，被戏称之为“南京大萝卜”。这种“南京大萝卜”式的特色文化 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前者表现为纯真朴实、厚德载物等，后者表现为自由散漫 ，做事不紧不慢等。 金陵特色文化之二是中华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华文化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文化 ，南京正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因而形成了金陵文化的主要特征：交融性、互补性 和开放性。金陵文化经历了四次南北文化的大交流。第一次是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所 谓“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65《王导传》)。此时南渡至 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总数约七十万以上，并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如在建康境内设 置侨郡和侨县二十多个，其中王、谢等北方世家大族侨居在建康的乌衣巷，后来唐代诗 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晋皇室南迁并在建康定都，北方世家大族与大批百姓南渡并在建 康境内侨居，大大改变了建康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乃至语言等风貌。例如东晋曾 官至宰相的谢安好作“洛下书生咏”，建康一带名流多加摹仿，一时用洛阳书生的声调 咏诗成为风气。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的时候。安史之乱不仅使唐帝国从封建社会的顶 峰跌落下来，而且使北方人如潮水般地涌向包括今南京在内的江南。据《旧唐书·地理 志》中说：“自至德(756—758)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 ”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靖康之变”引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使包括今南京 在内的江南人口首次超过了北方。第四次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之时。当时，朱元璋 将相当数量的原金陵居民迁往云南边疆，又大量移民“填实京师”，据顾炎武《天下郡 国利病书》第八册《江宁·坊厢赋役》中说：“高皇帝定鼎金陵，驱其旧民而置之云南 之墟，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这四万五千户分 别来自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以及应天、苏州、松江、常 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广德等十五个 府，还有徐州、滁州、和州等三个洲。这四万五千户移民，如果以每户五口计算，就将 有二十多万人。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统计，那时南京城内总人口为四十七万三千二 百人，可见外来移民将近一半。这四次大交流，虽然究其原因或是社会动乱，或是外来 侵略，或是帝王的强权政策，但实际效果却使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因而使南京成 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南北几次大交流，使南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 《隋书·地理志》)，兼有北方人的豪迈慷慨、古朴粗放，与南方人的细腻柔和、聪颖 灵慧。如明代建造的中华门(如称聚宝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布局严整，气势恢 宏；而位于南京市南郊的杨柳村古建筑群，显得精巧美观、素雅明净，分别展示了南北 文化的不同风貌。又如南京话的演变，也多次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在一千多年前的魏 晋时期，南京话尚属江东方言即吴语区。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建康(南京)成了东晋都 城。经过东晋与南朝近二百多年的交融，形成了源于洛阳晋音而在江南得到发展的南朝 正音——中古金陵音系。又如明代的南京话，经过与江淮一带方言的同化、融合，逐渐 具备了综合的性质，成为当时的江淮官话。明清两代的中国通用语“官话”是南京话。 西方传教士为华，也将南京话看作是官话，是通用语。如明末来华的法国人金尼阁所著 供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西儒耳目资》一书，就是将南京话作为基础方言，直接用南京语 音来标汉语，向世界介绍汉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