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文献编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2)02-50-05 谶语之由来 谶语是我国文化中一种奇特的现象。它起源甚早，大约在二千多年前的秦代已开始传 播，至东汉盛行，晋以后，虽数次遭到禁止，仍未被禁绝，到民国时期犹余波荡漾。 谶，《说文》：“验也”，它是古代的方士、儒生编造出来的具有预言性质的文字、 图记——称为谶书或图谶。谶书与纬书合起来称为谶纬，在东汉时期是一种官学——纬 书是汉代的儒生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篆瑞应占验的书。顾颉刚先生在《汉代学术略》中 说到谶纬时曾经说过：“古代人最喜欢作预言，也最肯信预言。那时的史官就是制造预 言的专家。还有一种预言，说是上帝传给人们的，叫做谶。“谶”是迷信的产物，是古 代的巫师或方士假托上天的意志制造出来以欺骗和蒙蔽群众、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最早把谶语载入史的为《史记》，共有两例，一在《秦始皇本纪》：“燕人卢生使人海 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一在《赵世家》：“(秦缪公)寤之 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钱 钟书先生也说：“图谶见史似始此。”(见《管锥编·太平广记·六日》)前一例传之更 广。秦始皇原来是命令一批方士入海求取不死之药的，卢生到海里，见不到神仙，当然 也求不到不死药，为怕谎言被揭穿，就弄来一本上面记着“亡秦者胡也”这样一本图书 来搪塞。谁知秦始皇竟相信了，他以为“胡”就是北方的匈奴，于是“使将军蒙恬发兵 三十万人北击胡，略河南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命蒙恬把燕赵等国原来在 边境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建成了万里长城，以为这样一来，秦的天下就可以保住了。 却不料，据郑玄说：“胡，胡亥，秦二世名也。”原来这句谶语应在秦二世胡亥身上， 秦始皇数十年经南征北战之功而建立起来的秦皇朝，仅传二世就亡掉了。 西汉时期，因为社会比较安，这类谶语逐渐减少。到了西汉末年，谶语又多起来了， 元成之世，有“赤厄三七”之谶。据东晋干宝撰《搜神记》说：“三七者，经二百一十 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从刘邦建国到汉平帝，刚巧满二百一十年之数；外戚 之篡当然是指王莽了。平帝驾崩以后，众大臣选择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孺子婴继位，这无 疑给处心积虑夺取刘家天下的安汉公王莽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他虽然感到汉室的气 数已终，天下非己莫属，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干，于是借助谶语来为自己篡汉找口实：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著石，文曰‘告安汉公 莽为皇帝’。”(《汉书·王莽传上》)群臣乃推安汉公王莽居摄，“赞曰‘假皇帝’， 民臣谓之‘摄皇帝’。”“摄皇帝”这名称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但王莽仍不满足。于 是，居摄三年，广饶侯刘京又上书(这次把汉宗室也拉出来了)：“七月中，齐郡临淄县 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 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第二天起来，果然发现一口新井，深约一百尺光 景。(见《汉书·王莽传上》)王莽遂应“天告帝符”，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真皇帝。 这些所谓谶语或符瑞，现在看起来，其为临时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范文澜先生说： “谶是谜语式的预言”。也就是说，谶要费心思猜才知其结果。这两条，无论是浚井所 得之白石，还是亭长一暮(夜)数梦，却毫无隐秘之处，直奔主题：做皇帝，且又指名道 姓：王莽，一看就明白。此所谓“谶”无疑是由王莽本人授意编造出来的，或者某些妄 图攀龙附凤之辈所为。 东汉初，有关刘秀的几则谶语似也可作如是观。据载，在新莽天凤年间(公元14—20年 )“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疆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逮不道，四夷云 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谓“四七之际”，有人解说是从刘邦称帝(公 元前206年)到刘秀称帝(公元25年)要经过二百二十八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二百三十年)。 又在刘秀尚未起义前，“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又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几则谶语无疑是新莽末年的产 物。王莽复古改制失败，朝纲不振，经济凋敝，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 此起彼伏，社会秩序大乱。这时，有些人怀念起刘氏政权，刘秀本是汉室宗亲，又是南 阳望族，他兴兵起义后，有人遂寄希望于他，这些谶语乃应运而生。 刘秀虽属汉室宗亲，但离帝系较远，按常规，做皇帝无论如何轮不到他头上，他的天 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但这几条谶语在帮助他收拾人心、制造舆论方面也的确起到了相当 大的作用。因此，刘秀在称帝以后，仍十分重视谶书。据史载，他常常到谶城寻找根据 ，决定国家大事，甚至对官吏的任免，也多“以谶决之”。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四 月，他改年号为中元元年，并“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定为官学、功令必读书 。汉章帝即位后，又在建初四年(79)十一月，诏太常、博士、大夫、议郎及诸儒生会于 白虎观，议论五经异同，写成《白虎通义》一书，进一步把迷信的谶纬之学与今文经学 混合在一起。这一来，谶书在社会上就传播得更广也更深入了。 当时朝廷中也有反对谶纬的人，议郎桓谭就是著名的一个。他见光武帝迷信谶纬——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见《资治通鉴·汉 纪·光武帝中元元年》)于是上疏谏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 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今诸巧 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劝光武帝：“陛 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光武帝看了这奏疏，心里很不高兴，但还宽宏大度，没 有责罚桓谭，只是不理而已。不久，光武帝下诏会议灵台建筑之所，问桓谭：“吾欲以 谶决之，何如?”谭初不答，过一会说：“臣不读谶。”问他为什么不读谶，他就讲了 一大通谶书不合经之处。这一下就把光武帝惹火了，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把他推 出去斩了。“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但死罪免去了，却不肯让他再在京作官，“ 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见同上)桓谭为反对迷信的谶书，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