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72(2002)01-0019-04 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以下简称“传统文化”)走的是为善之路：通过伦 理的“善”的实现而达到“美”的境界；西方文化走的是求真之路：通过自然的“真” 的实证而达到“美”的目标。东西方文化这种现象可谓殊途同归。本文试通过中西文化 的交流史实，就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谈三点看法。 一、中华文化西传是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历史条件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从而哺育、积淀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往往广泛地以民族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情趣、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 形式存在和延续。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中文化的“价值取向 ”，始终规定和影响着本民族的经济、政治、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一 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未来命运起着重大的支配性作用。中华文化就是这种长期的嬗变 、积淀中的具有浓厚中国底蕴的文化。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 欧洲[1]。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据史籍记载，汉代中西交流主要局限在通商 和朝贡的范围内，后来随着这些通商和交流也夹带着其中的文化特征，双方文化交流日 益展开。中国与西方之间不但有一条沟通联系的“丝绸之路”，而且在陆上和海上也都 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发生着联系，据《前汉书》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在印度北部或阿 富汗一带和中国之间曾经有过多次半外交半商业的使者往来。十三四世纪，建立元帝国 的蒙古人在铁蹄驰骋中西亚和欧洲大地时把中国灿烂的文化带了去，许多欧洲人纷纷前 来定居中国，并将在中国的见闻告诉欧洲人，在长达千年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面 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居中国的游记曾轰动欧洲 ，使他们从文化意味上对中国有了初步了解。十六至十七世纪，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传教士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较丰富的科学知 识，他们更多地考察中国的社会风气、政治制度、文物典籍、哲学艺术等渊源和现状， 挖掘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内容。传教士写回去的报告、书信、专著以及他们带回去的许多 中国典籍，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崛起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启蒙家向教会斗争的武器。现代法国学者德尔尼说：“( 当时)每一卷《耶稣会士(来华)书简集》的出版，都满足了读者们急不可待的渴望心情 ，成了巴黎人所共读的文章，甚至也成了客厅里高谈阔论的话题。莱布尼兹、伏尔泰、 卢梭等哲学家从书信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中国的儒教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 西方。”“德国古典哲学之父”启蒙运动的先驱莱布尼兹(1646—1716)认为中国在实践 哲学方面比欧洲发达，他有意识地吸收了中国儒家和理学的思想，并使中国朴素的辩证 法因素融会到德国古典的思辩哲学之中。他还从中国的《易经》得到启示，认为八卦的 排列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制”思想，“这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一道 新的光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依据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性来抨击欧洲 宗教的非理性的狂热；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从中国的“天人 合一”思想中得到启迪，提出人类生活要与自然法则相吻合。 形成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于整个人类文明中的真理性 认识必然要加以认可和积极吸收，从东方传来的伟大的中国文明中的真理性认识，当然 也不例外。“中国对西方世界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 了我们整个现代化文明的基础”[2]；“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止是对西方哲学的概括和提 升，而且也是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同 样是有贡献的。”[3]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渊源”也应当是 “全人类智慧结晶”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则决定了双方 交流的实现。 二、价值趋同是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流的文化基础 中国迎接马克思主义时并非白纸一张，她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去接受 的，这就是中国同化、改造、吸纳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问 题。马克思主义富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也不乏中国传统文化所向往的价值追求，她 基于“西方”而又超越“西方”，主张用一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代替 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这又是其超时代 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由于产生的时代和代表的利益不同，因而 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二者又是‘异’中有‘同’。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本身有二重 性，即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后者根源于人类发展 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往往具有普遍意义。”[4](P92-95)马克思主义 将求真与为善两种途径实现统一而成为普遍原理，使得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 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都具有相通的价值取向。 第一，从物质层面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社会存在”具有相通 之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国农民起义对政治理想的探索实践与“巴黎公社”及其同时 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探索实践的相通。中国文化古籍《老子》 ，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突出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 想与社会现实的反差，成为后世起义农民求大同、争太平的重要思想旗帜。以“天下一 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实践推到了顶点。《共产党宣言》发表于 1848年，而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5](P321)，试图废除私有财产，实行一切物品 公有和平均分配，其“圣库制度”带有鲜明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他们甚至还提倡男 女平等，解放妇女，把历代农民起义军的平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思想显然 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①(注：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直接得益于天主教.)，但 它却在文化心理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土壤，这些可谓封建时代农民阶级对“共 产主义”的伟大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