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4：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2-0143-06 “妇女形象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手法，借助于这种批评方法，女性主义 研究者发现，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真美丽的天使，要么是 丑陋刁钻的恶魔。本文拟借鉴这种批评方法，从我国文学创作乃至整个大众文化的实际 状况入手，通过我国现代妇女形象外观的演变，透视现当代中国妇女解放所经历的从性 别压抑到性别凸显的变化过程。笔者以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妇女的命运，并 且还能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女性主义的现状与未来。由于中国妇女与 男子的平等地位自建国以来早已在法律上确立，但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还不能简单等同于 现实中真实的东西，因此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与法律制度的“虚假平等”不一致的现实生 活中的不平等，这使本文的写作更富于现实性。 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诫》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 ，如《白虎通义·嫁娶》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1]，妇女完全是 男子的附属物，其地位甚至远在今日伊斯兰教国家的妇女地位之下，完全被幽居在家中 ，谈不上任何权利和地位，更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这个命题始于西方异质文化的输入 ，西方思想的输入带来中国妇女角色定位的极大变化。在经历了西学大潮洗礼后的中国 ，一整套封建规范迅速失效，妇女走入社会蔚为时尚，女子读书、就业，包办婚姻废除 ，缠足取消，发展到建国后妓院关闭，男女同工同酬，低工资，广就业，妇女大规模进 入各个领域之中，再也没有中国传统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禁止妇女涉足的领域，并且这一 切是通过法律形式来保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毛泽东这句家喻户晓的名 言，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也是革命时代女性精神风貌的概括。性别差异从理论和 实践上彻底抹平，反映在外貌修饰上，就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 是革命时代女性的外貌特征。 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孤独，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 ，人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都是靠性表现来决定的，服装和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社会 固定了性歧视的场景，规定了男女角色的模式。因此，破除男权制度最有效的办法是男 女混装(cross-dressing)。衣物、发式、举止是社会区别男女的主要标准，一旦打破了 其中的性界限，人们就会习惯其他种种性别角色和特征，就会从一个性别角色中解放出 来。这包含的内在含义是：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角色时，随着性别差异而出现的 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2](P11)。我们在激进时代的大规模男女混装实践，在理论上并 未作出阐述，这样做究竟有何必要，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倒是这位西方学者 为我们做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注脚。 除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示范，也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现代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 关头，性别角色的分工限制被废弃确实有其必要，而男女混装不过是在服装上的表现形 态而已。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木兰从军”或“穆桂英挂帅”，女性和男性一起并肩走 上工作岗位，投入时代洪流，受到人们广泛赞美。20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女性》 唱道：“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冲破牢笼要打碎千年的枷锁!”左翼作家冯铿亦赞 美道：“真正的妇女是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作为一个铿铿锵锵，推进时代进展的整个 集团的一份子：烈火中的斗士，来寻找它们真正的出路!”[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时 代女性的要求突出地强调了“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即外观上非女性化的要求，显示 出当时人们对于妇女追求男性特质、摈弃女性特征的时代要求。 作为女性精神代表的女作家们作出了强烈反应，大肆推波助澜。冯铿宣称从来不把自 己当女人，谢冰莹忘记了自己是女人而要做女丘八，丁玲高喊我们和男性都一样。李季 的《王贵与李香香》写的是“女人走路一阵风，长头发剪成短缨缨”，这里精练而传神 地勾勒出了革命时代女性的独特风姿。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保安窑洞中设宴欢迎来自国 统区的丁玲，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 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而初到保安的丁玲也确乎 是个武将军的形象，当时她身穿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在手中不经意地翻弄。“她豪饮， 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 显示她的豪放气质。”这与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那个目光忧郁、紧紧裹在羊皮大氅 里的没落贵族般的丁玲早已大异其趣[3]。 在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冰心的写作带有浓郁的女性气质，大力鼓吹“爱的哲学”， 她在《晨报副刊》开专栏写下《寄小读者》的系列作品，“文字之轻茜新清，灵幻艳异 ，颇难形容，借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似夜、似新月、似繁星、似温柔的黄昏、似醉人 的春光、似瞬息百变黄金色的云霞，似开满在时间空间专供慧心人采撷的空灵清艳的花 朵”[4]。但由于与占据主流的尚力文学思潮不和，因而冰心的地位一直不高，在建国 以来的激进时代，国内编著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冰心因为所谓“鼓吹超阶级的爱 ”而屡屡受到批评，而茹志鹃以《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化纤细风格和激进时代要求豪 放粗犷的男性化风格不合，也屡屡成为左翼批评家的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