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2)01-0050-09 以中国古代农业—宗法社会为基础，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因中国社会的 巨变和“西学东渐”的冲击而引发的崩坏、裂变以及趋向现代化的整合与转换，从近代 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和融会之内容与层面的进程来看，大体上先是物质接触，进而制 度借鉴，最后是精神交往。与此同时，西学的传入以及中国人对西学内涵的了解，也历 经了一个始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但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所作的大略划 分，其实，西方不同层次文化的进入，有时是互相交错、并行不悖的。可以说，近代中 国传统文化的变迁及其向现代化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中西文化的冲突、重估与扬弃这种 形式进行的。 一、近代西方实用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意识的萌芽 近代西方文化昭示于中国的首先是其步入工业文明时代的先进器物。两次鸦片战争的 惨败，使清政府和部分士大夫在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同时，逐渐激起了对西方器 艺的惊羡并开始逐步引进。为此，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的五十余年 间，主要是近代西方实用科学传入的阶段。其中，在60年代之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 表的少数官员和学者曾率先突破了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观，开始了解和研究外部世 界，并以此为起点，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能”这一新的文化旗号及其经世主张。这种 大胆探索异域地志的行为准备和勇于“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准备，可谓是中国近代意识 产生的起点和较为理智地承认与接纳西方文化并初步改变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的传统观念和“用夏变数”的文化传播方式的开端。（注：(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 1—252页。）不过，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西 学”或“长技”还主要限于西方人的洋枪洋炮，只有极个别人开始注意并接触到了机器 生产方面的技术。 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随着洋务思潮的出现和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的军事工业和民 用工业依次移入，于是乎，一些代表着西方近代文明物质载体的诸如制造局、新学堂、 新式海军、工矿企业以及外交机构和报馆书局等，纷纷在华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 办或商办等形式出现，这不仅引发了工业化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萌生，而且也使得中 国社会进入以围绕军事技术和机器工业来摸索西学的实践时期。“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 阶”，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西书和培养外语人才。故1863年成立京师同文馆。随后两 年，上海、广州也先后建起性质相类的广方言馆。京沪译馆所出之书虽以军制与制造为 两大类，但其中的数学和声、光、化、电等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与技艺亦渐入中国，成为 “格致之学”，被视为是西学的精华。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李善兰、华衡 芳等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这样，设馆洋书成为西学传输的一个重要渠道。另 一个重要途径是开始派遗留学至出国学习。在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入中国，使中 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的倡议和主持下，从1872年到1896年前，清政府先后向美、英、 法等国派遣了200名左右的留学生。（注：赵鸣歧：《从<海国图志>看魏源的中西文化 观》，《上海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这些早期的留学生是中西沟通的最好中介 与西学的实际传播者和实践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此后走出国门的留学生逐年增多，渐 成风气甚至于清廷的上层官员与各类商人也往来西洋，筹论洋务。由于洋务运动是清政 府出于挽救自身统治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自强”运动，因此，主导这一时期国人对待 西学的态度和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 说。这既是洋务运动的纲领，也是洋务实践的指南；它反映了当时以曾国藩、李鸿章、 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督抚大员们的初衷，也体现了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王 韬、郑观应、马建忠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意旨，具有开新与保守的双重性 质。尽管其目的是要“扶大厦之将倾”，但在具体实践中所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却对中国 传统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冲击——那就是新的观念不断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 事例逐渐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这一点恐怕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始料不 及的。 西方实用科学传入的第三个时期凸现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是因为，首先，甲午战 败使过去清廷中曾经极力反对洋务运动的部分守旧之士开始接受了洋务派的思想与主张 ，从而减少了对西方“实用之学”引入的阻力；其次，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此后 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合法化了。这无形中促使西方列强加大了对华资本输出的力度，同时 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勃兴和实业救国、商业救国等热潮的出现。从1895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不断有所发展。除轻纺工业外，重工业部门以 及电力、交通和运输业也有较大发展。这是洋务运动后期民用工业的延续和发展，是近 代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发轫和催生。但由于这些企业总体上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较低， 加之投资经营者大都来自买办、士绅、银钱业主和旧式商人等，一般均无独立的政治地 位，因此对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府的信赖性较强，这就使其在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轫期 内未能成为主要的动力和核心力量，商办或民办企业也未来为工业化的主要经济形式。 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这一现代化核心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整体上还是发生 了趋向新陈代谢的裂变与更迁。除了形成二元的经济发展结构之外，还包括区域性近代 工商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以城市化、法制化、专业化、国际化、世俗化及科层化等为特 征的社会转型的触发和渐变；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及社会规范的衰落与失序；传统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对立冲突的激化；旧的人群关系的解体等等。（注：于语和、庾良辰 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4页。）总之，这些 现代化因素的出现，预示并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崩溃以及无所依归的心灵惆怅。” （注：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30页。） 二、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制度的移入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制度模式及其各种学术思想在华大规模地移入与传播始于甲 午战争之败。因为1895年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全面 而深刻的危机中。救亡图存呼唤思想启蒙，思想启蒙催化求变维新。在这双重变奏的内 在渴求与内在张力下，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制度模式与各种学术思想纷涌而入， 中西文化在复杂的冲突和交融中形成了思想的大汇合。仁人志士通过探讨中国败于日本 的原因，开始对祖宗和封建专制政体的合理性发出了质疑，并进而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和 文化的初步反思与更新。因此，如果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考察，1895年爆发的甲午 战争，应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新旧转换的分水岭，它揭开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运 动的序幕。（注：(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