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宗教的记录中，佛教最为丰富。 一、天竺和南亚诸国 1.《后汉书·西域传》首先记载了天竺即印度的佛教：“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浮图”即Buddha。 2.《魏略·西戎传》则载有佛诞生故事：“临儿国(Lumbini)，《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①“屑头邪”(? uddhodana)，后通译作“净饭王”或“白净王”，亦音译作“首图驮那”，相传为迦毗罗卫国国王；“莫邪”(Māyā)，意为“幻”，后通译作“摩耶”；“沙律”(? āriputra)，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后通译作“舍利弗”或“鹙露子”。 3.《魏略·西戎传》又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Buddha)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临”字乃“伊”字之讹，“伊蒲塞”应为upāsaka之对译)、桑门(′sramna)、伯闻、疏问、白疏闲(三者无考)、比丘(bhiku)、晨门(应即桑门)，皆弟子号也。……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②此处所谓“大月氏”应即贵霜王朝。因此，这既是有关佛教传入，又是有关贵霜佛教的重要史料。③ 4.据《魏书·西域传》，小月氏国，应即寄多罗贵霜，“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百丈佛图”，应即同传所见干陀国之佛塔：干陀国“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④ 5.《魏书·西域传》还载：乌苌国“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⑤ 二、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诸国 1.《晋书·西戎传》首载西域南北道城郭诸国的佛教：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⑥ 2.此后，《魏书·西域传》载疏勒国佛事：“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高宗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于猛火上，经日不然，观者莫不悚骇，心形俱肃。”又载朱居国“咸事佛”，①渴槃陁国“亦事佛道”。② 3.《周书·异域传》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又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Tasar-ma Samghārāma大伽蓝)，即昔罗汉比丘(bhiku)比卢旃(Vairocana)为其王造覆盆浮图(stupa)之所，石上有辟支佛(Pratyekabudaha)趺处，双迹犹存。”③ 三、《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最早的记载。④ 对于这些记述，有以下两点应该指出： 1.《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泾，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换言之，有关记载仅仅停留在表面。其实，如果对照《法显传》和《洛阳伽蓝记》之类记载，不难发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佛教的记载均甚粗疏，不独《后汉书·西域传》一篇。例如，北魏时期，扜弥国事佛，则未见记载。⑤又如，高昌国亦有佛教信仰，但不见于各史西域传；①诸如此类。 2.既然《后汉书·西域传》以下对于西域佛教的记载流于表面，远未能反映西域佛教的全貌，那么年代早于《后汉书·西域传》的《汉书·西域传》不载西域佛教事情就不能成为传文描述时代佛教尚未传入西域之默证，也不能排除传文客观上包含着一些关于西域佛教信息的情况，例如： ①《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俗重妄杀”，很可能客观上是对该国佛教的描述。 ②《汉书·西域传》载车师后国王治名“务涂谷”。“务涂”一说是“浮屠”或“浮图”的音转。该地后来是可汗浮图城的所在地。②西汉甚至更早时期，车师国人于佛教已有模糊的认识，乃致以“浮图”命名其王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 佛教之外，各史西域传记载较多的是祆教。 一、《魏书·高昌传》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所谓高昌国的“天神”究竟是祆教之神，抑或是天体自然崇拜、道教的天帝神，学界曾反复讨论。③ 二、《周书·异域传》载波斯国“俗事火祆神”，又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祆教之神既称“火祆神”，则《周书》之“天神”究竟与祆教有无关系，也还是不清楚的。 三、《梁书·西北诸戎传》载滑国“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一般认为此处“天神”与“火神”连称，应为祆教之神。滑国人信仰祆教，当在其人西迁中亚、与波斯人接触之后。④ 与佛教记载相比，西域传关于祆教的记载更加粗疏和模糊。学界就高昌国人所事“天神”进行讨论，根本原因在于西域传的记载含混不清，未能指出其特征。 另外，应该指出，由于直到《魏书·西域传》才出现关于祆教的记录，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⑤最近，结合伊朗语文献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研究表明，祆教在公元4世纪初已传入中国，而西域之有祆神崇拜当不迟于这一年代。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