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文化问题已开始成为众多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相继兴起和发展，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等，为人类的文化研究构筑了一片广阔的天空。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开始涉足文化哲学领域的研究，就文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文化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如英国人类学家R.威廉斯在对文化进行了几十年潜心解读后得出的结论：“英语中有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文化’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也存在着多种视角和方法。这些视角和方法直接影响着文化研究的意向与结果。所以，有必要对当代文化哲学研究进行一些方法论上的考察。 一、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范式 (一)形而上学范式 文化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范式主要继承了古典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侧重对人类的文化现象、文化发展模式进行理论的构筑，这是早期文化人类学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范式较早出现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等人。他们从达尔文、孔德、斯宾塞的理论出发，建立了文化进化论。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该学派鼻祖、美国人类学大师傅厄斯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和理论。此后，文化功能主义和文化结构主义相继出现。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开创者马林诺斯基对文化的功能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功能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卡西尔，明确打出了“文化哲学”的旗帜，主张从哲学上来研究文化问题，并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种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卡西尔最终使“文化哲学”从整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中脱颖而出，给了文化研究以真正的哲学地位。之后，在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界，由于受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还出现了文化结构主义，它强调文化的构成与整合机制。总体说来，最早出现的文化哲学研究所采用的还是传统哲学所推崇的形而上学建构方法。由于每一学派所针对的文化现象、所需要解决的文化问题不同，因而建构出的理论也不尽相同，所得出的文化定义也各异其趣。 (二)文化批判范式 文化批判范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一次全面的社会批判。后来这种批判方法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心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哲学、文化问题，从而确立起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学派对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文化理论建构有着根本的不同。它重在对由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发达社会的社会文化进行批判。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文化意在对一切文化现象寻求其理论根源与本质、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的话，那么，文化批判范式则重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批判，寻找资本主义文化与制度结构间的联系，从而解构制度对文化的束缚。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较为典型地体现在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中。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商业性的电影、电视、广播、音乐等文化形式的总称。阿多尔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尖锐地指出，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逻辑，总之，文化工业意味着文化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统治者操纵和统治人民、巩固现行秩序的政治手段。后来，文化批判的对象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工具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这些批判从不同侧面揭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文化矛盾和危机。 文化批判范式的确立，其意义在于它把文化研究的视域从一种单纯的文化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从而更深刻地把握了文化的实在性与过程性。与文化人类学一样，它侧重于对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现象的批判；但与之不同的是，它把文化研究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去发现文化对人类生活的作用与影响。这一方法对把文化研究引向实践的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 (三)解释学范式 解释学范式的兴起源于20世纪出现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尼采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一生致力于西方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也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1](P13)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而且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他以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保罗·利科则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的方向，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的水平上来审视，并把哲学的视野延伸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他们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化哲学解释学的兴起实现了对文化现象研究的主客体统一。这一方法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广泛采纳，恰恰是因为它符合了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人、自然、社会相统一的特性，因而这一方法论对文化哲学的发展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二、文化研究方法范式转换的特征及其意义 上述方法范式虽然存在一些相通和互渗之处，但它们在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思路等方面的差异与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些差异和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对作为认识客体的“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认识对象理解的角度不同，所把握和认识对象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形而上学的方法范式，它主要针对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既定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而文化批判和解释学范式则更多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或解释。二是研究文化的目的不同。这是确定文化研究方法的主体性依据：研究目的不同，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各有差异。例如形而上学方法范式的研究目的在于获取一个普遍的、符合一切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而文化批判的目的则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技术理性本质和特征，以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因而，各自得出的理论模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上述三种范式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它们在历史的维度上体现着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