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作为主流文化，以其两峰对峙、各竞风流与终始衔接，“若环之 无端”的对立而统一的流变态势，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一 儒道文化，首先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横向并列关系的比较中。儒道文化的对峙 首先是通过在朝的正宗式庙堂文化与在野的异端式山林文化而体现出来的，这渊源于古代中 国特殊的“国情”。 古代中国有两大特点，一是自然型的小农经济，一是血缘宗法纽带，由此决定了必然要建 立一个以自然经济与血缘纽带为支柱的宗法农业社会，这一社会自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按分层隶属原则而构成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学说。 儒家文化以维护宗法关系及其等级秩序、确定和限制封建特权、调节宗族内外矛盾，即维 护“礼教”为其中心内容。儒家文化在其文化流变中，一方面给统治者提供了最佳的“治世 良方”，另一方面又给被统治者巧妙地铸就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为历代的封建统治 集团做了最忠诚的服务，当然要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在朝的正宗式庙堂文化的典范 。 有正宗，就会有异端；有在朝的“庙堂文化”，就必然有在野的“山林文化”。道家文化 便是在野的“山林文化”的杰出代表。据史志记载，道家起源于史官，正是这种职业的博古 通今的历史教养，才使其在深观社会矛盾运动、冷静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对世俗的政 治和权力之争产生厌倦，而自愿或被迫从统治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跳出来，而由史官变为隐 者，再从一部分隐者中发展出道家学者群。[1]由于与现实的权力斗争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隐者——道家们因而有较多机会接触现实，了解民众的疾苦，所以便成为时代忧患意识和社 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并以其超越尘俗、贵己养生、任其自然的仙风道骨，形成了与儒家文 化相对峙的道家文化传统。 作为在朝的“庙堂文化”，儒家文化自然当具大雅之风度；而作为在野的“山林文化”， 道家文化堪称大俗之典范。而二者的旨趣却大相径庭：前者虽为“大雅”之正宗，却不遗余 力地建构面向世俗人生，即注重由雅过渡到俗，实现雅俗共赏的层次效应模型；[2]后者身 为大俗，反以凡俗为大忌，自始至终都强调形下应不断向形上升华、提炼，直至超凡脱俗。 真 可谓，俗到极处便是雅，雅到极处反成俗。 由于儒家文化以“合礼”为最高境界，而“礼”作为社会理知的集中体现，所包含的仁义 礼智，忠孝节义等内容，无一不是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提供所必需的清规戒律。因此，从 学 礼、行礼到合礼，都是为了过好现实的人生，为了与社会理知“合模”。因此就需要也能够 使这种关注现实人生的儒家文化推广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营造出 最广泛的“过好俗世生活，关注现实人生”的社会共鸣效应，使“天子意识”一步步贴近“ 下民意识”，呈现出上尖下宽的由上而下的“金字塔”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赞 誉儒家思想家，尤其是孔孟之大儒具有“贤人作风”。 相反，由于道家文化以“达道”为其理想境界，而“道”又以超越日常经验，同时又以神 秘地主宰着万事万物的形式而存在着，因此，“达道”只能是在对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世界超 越之后才可望完成。也就是说，只有以一种超越世俗生活层面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直觉或智慧 ，才能学“道”，行“道”，而后达“道”。为此，道家文化才建构了“向心式返真系统” ， 使“达道”这一理想追求，通过仙话的意象化，环境的建筑化，仪式的氛围化，参与的信奉 化，经典的暗示化，修炼的体悟化等若干环节，一步步深化，一层层提炼，由表及里，由人 及己，从而呈现出结构上的下宽上尖的由下而上的金字塔走向，形象地展示了对日常生活的 超越与作人性异化的逆向运动之形下向形上的运动规律，从而充分体现出以沉思、超脱为主 要形式的“智者气象”。 正是因为关注现实人生与超越世俗生活之旨趣上的“贤人”与“智者”的对立，所以，在 人生态度上才存在着“入世”的积极有为，与“出世”的清静无为之差异。 儒家大师们认为，“修身”、“齐家”，终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通过十年寒 窗之苦读，是为了换取一朝金榜题名之荣耀。为此，人就应积极有为，为了实现“人下人” 向“人上人”的转化就必须不断地拼搏与奋斗。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儒学大师才动用了各种 文化设施，力图在全社会营造出积极有为、与社会理知合模的文化氛围。 道家文化推崇的人生态度则不然。道家大师们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婴儿、赤 子虽柔弱却纯真可爱，且一天天长大，最具有生命的活力；水，看似柔弱，攻坚强者却非它 莫属，且以其处众人之所恶，反而能“几于道”。而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可见，“坚强者 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3]“柔弱胜刚强”。[4]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以“反者 道 之动”为其规律，因此，“弱者道之用”才是为人处世、齐家治国、悟真达道的法宝。这里 所说的“弱”，即指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即与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积极有为正相 反对的自然无为，柔弱清静。“弱者”，本是人的原初真实的本性，只是因为人在后天的社 会习俗的包围中逐渐舍弃了它而使其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就表现在人们为了满足 不断膨胀的贪欲（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而变得日益坚强与有为起来，以便能在社会的 激烈竞争中，通过奋力拼搏去达到功成名就，于是离本然之柔弱、清纯的本心就愈来愈远， 直到最终丧失殆尽。因此，欲求“放心”，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即通过绝圣弃智、超凡脱俗 ，直到脱胎换骨的修炼，进入一尘不染、一念不生的境界时，才能返朴归真，复到人性的本 然。可见，“达道”要求人们必须采取清静无为、柔弱不争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只有清 静无为、 柔弱不争的人，天下才莫能与之争，因此也就最有资格“几于道”，以实现“达道”之理想 ，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真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