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大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对“大众文化”这一基本概念未加科学 界定的情况下纷纷炮制话题的行为。检视一下当下的大众文化批评文本便可发现，诸多阐释 活动都在有意回避对“大众文化是什么”这一元理论的正面回答，即使偶有涉及，也总是试 图 三言两语把大众文化的本质问题打发掉。具体表现为有些论者不做任何甄别便将流行文化、 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市民文化、消费文化、商品文化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同质或等值概念来 径直使用，造成概念术语的不统一和理论的混乱，致使大众文化的批评实践难以深入有效地 进行。由此连带的另一些并发问题是：大众文化批评时常以表达方式上的主观随意性来冒 充理论命题的原创性；以思维方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炫示文化观念的前卫性；此外，还以 价值判断标准的失范而妄称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以致于人们惊呼：中国没有本土性的大 众文化理论！除了对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汉译或再叙述，批评家们已不敢说话或不会说话， 其直接后果只能是大众文化批评以自说自听的自娱方式而与大众文化现实实践相疏离。加之 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下定义的努力的蛊惑，遂使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陷入“准的无依”（钟 嵘《诗品·序》）、各自表述的无序状态。试想，当不能确知“大众文化”这一批评对象为 何物的情况下，何以实现批评活动本身所拥有的说明世界的话语权力？焉能指望建立起科学 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框架体系？根基不牢，体系动摇。这的确应引起批评界的警觉。基于此 ，本文试就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的现状、大众文化的界定及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批评的现状 在资本全球配置、文化多元共生的世界大语境中，大众文化作为崭新的知识对象已经成为 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热切关注的重要话题。而且，这也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文 化研究领域所发生的从高雅文化、经典文学向世俗大众文化、亚文学的“中心转移”相一致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较之新时期文化格局中日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大众文化 实践，大众文化批评活动还是迟到了一步，这个时间差少说也有十年。 笔者认为，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的误区可用下列五个命题来表述：第一，迟到的批评；第 二，复述性的批评；第三，自言自语的批评；第四，无理论的批评；第五，无主调的批评。 这五大误区的实质及表现可通过顾名思义的方法直接把握，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述，行文时 拟采取综论的方式剖析之。需指出的是这五大误区同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的总体形势相关联 。 在中国学界，文化研究尚未完全摆脱经院式、封闭性的境地。理论言说与文化现实错位的 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所有文化问题都陷入未果而终的无效争论之中。学人们以深居书斋、埋 首典籍的学院派治学方式规避对现实问题的解答，凭借手中的话语权力“王顾左右而言他” ，鲜有学术权威出面做思想观念乃至学术游戏规则的整饬工作。在此情况下，任何文化理念 都遭遇到了背对背的解构性力量，诸如道德理想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激 进主义与守成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审美与审丑……。当本土理 论无力解答本土的实际问题时，便只好邀请境外理论来帮忙。实际上，那些暗藏不平等权力 关系的批评话语及文本不可能立足于中国文化现实这个根本上，一旦真的作为普适性理论去 阐释实际问题，便会产生方枘圆凿的感觉。而且，在具有民族文化情结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 ，这简直是引狼入室。时过境迁，人们发现原来存在的棘手问题还依然存在，而且多半已经 演变为没有答案的死题。言说者除了得到暂时的言说快感外，最终没能解决存在于转型期中 国的任何现实文化问题。在众声喧哗的思想阵地上，除了一片狼藉的文化碎片，几乎别无长 物。水浑了，鱼也没捉着。 新时期大众文化研究举步维艰。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绵延数千年的特定历史，注定使中国文 化理论遗产中可资直接利用的大众文化思想资源几近于零。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差不多是白手 起家。研究者首先想到的便是援用西方的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至于中西方 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一般说来是很少去考虑的。如果盘查一下目前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所倚 重的理论话语，可以发现基本上有如下几类：第一，以霍卡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莫 勒、霍布森、威利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理论；第二，以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 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第三，以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洛文 塔尔、马尔库塞以及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第四，以福柯 、摩德丝吉、安戈、莱德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文化思想；第五，以詹姆逊、利奥塔、乔伊 斯、沃尔夫、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1](P93-97)而尤以第三、第五两 类理论话语最为走俏。它们的先后引进，至少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活动的开展，而且也 确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至今我们仍将其视为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所必 须汲取的话语资源。但如上所述，这些理论毕竟是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中产生 并用以解读西方大众文化文本的理论模式。当我们饥不择食地拿来而不做本土性转换便当作 有效性理论话语去操练时就难以做到应付裕如，理论与实践的龃龉便不可避免，而且极有可 能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而又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移植到中 国而变成“假想敌”。如中国学界对“文化工业”煞有介事地讨论，便极富自作多情的讽刺 意味。其实，“文化工业”在中国何曾会成为了不得的问题？尽管文化的商品化趋势已见端 倪，但在我看来，离成熟的“文化工业”的建立还遥遥无期。这一文化事件不由让人想起杯 弓蛇影、自相惊扰的典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