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认为清初盛行的经世致用之学对文学有影响，尤其对散文影响极大。学者们既提倡把传统的理学及经学推向致用的轨道，又提倡与之相应的文风，达到以文章干预世务，从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中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而散文战斗性的提高，触犯统治者的文网，也就标志它的衰落。 关键词 经世致用 散文 影响 清初 清初一度盛行的经世致用之学对诗歌、骈文都有影响，而以对散文的影响最为突出。这可从下列两个方面来说： 一、对唐宋古文理论的发展和修正 唐宋散文家所倡导的古文的传统，清以前并未断绝。但在明代，始则受到复古派的冲击（复古派不强调明道而强调写实），继而又受到公安、竟陵派的威胁，这个传统的地位确是摇摇欲坠了。明末清初，学者们既提倡把传统的理学及经学推向经世致用的轨道，自然不能不相应地提倡与之相应的文风。复古派强调模拟古法，当然不适用。公安、竟陵派强调抒写性灵，竟陵派还走入冷僻一道，同样也与以文章干预世务，从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中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相戾。故这时的学者和许多散文作家大都既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复古派，又反对颇乖雅正的公安、竟陵，贬竟陵尤甚。而在过去的散文传统中，他们自然想起唐宋古文家。不过，这时的学者和散文作家，其眼界又不尽同于唐宋古文家。大致地说：有些人是基本上回到唐宋古文家的道路，而对其某些方面有所修正或扩展。从钱谦益到黄宗羲、侯方域、魏禧、汪琬可为代表。戴名世及方苞也遵循这个道路，但他们是桐城派的先驱，当别论。有的人则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文风还不够严肃、古朴，需要提倡一种内容更庄严、语言更朴雅的文风，顾炎武、王夫之即属此种人。下面分别加以概略的介绍： 钱谦益在开有清一代诗风中起过重要作用，这是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他在转变文风方面的作用则少有人提起。这是因为他的诗近于清诗者多，而其文则沾染公安派的馀风较多，流利畅达而稍欠雅炼。但是，在明末他就与艾南英一道反对复古派，为唐宋派古文张目。明代唐宋派的巨擘归有光在当时影响不大，在清代却声誉日隆，虽然靠着桐城派的鼓吹，然为之首倡者是钱谦益。他的许多论学、论文的见解，也较早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的趋向。我们不能因其曾降清而加以忽视。钱谦益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同他在明末的生活道路分不开的。 钱氏十五岁即从其父谒见顾宪成，其在明代的宦海升沉，“实与东林党论相终始”。（《初学集·顾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铭》）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尤倾向于管志道。二十五岁时曾向管“执弟子礼，”（《初学集·管公行状》）管志道（东溟）是师承王学而昌言汇通儒释者，故钱氏于李卓吾、何心隐等亦有所取。（见《初学集·维扬书院记》）这反映他对明学的继承，就清学说，可称为是过去的。他的论学尤可注意的则为：(1)“以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如何正经学呢？“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而求之于唐，唐不足而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而求之于近代。”（《初学集·与卓去病论经学书》）这与顾炎武所说的“经学即理学”，与顾氏及后来的一些儒者治经从注疏入，首崇汉注，不是如出一辙吗？(2)针对“经学之熄”、“道学之偷”，他提出“穷今学古”和“通经汲古”的要求（见《初学集·新刻十三经序》及《有学集·答山阴徐伯调书》），并认为读经之外，还要遍观历代之史，参以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初学集·颐志堂记》）这种博古通今的治学方法，也正是清初顾、黄、王等大师的治学方法，并对有清一代的学风有深远的影响。至于他说“永康之功利”“不可讠出”，“新安之诚正”“不可易”（《初学集·陆君陈学说》），则又为清代一些讲事功的理学家开示了门经。然而这些话大都是钱氏在明末说的。虽不免驳杂和简约，但其能洞察学术发展的趋向则是不可诬的。 钱氏之学既尚博通，故其论文，也颇有囊括一切之概。他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心结习而成者也。”（《初学集·李君实恬致堂集序》）又说：“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为。”（《有为集·复李叔则书》）他这里所谓“英淑之气”，略当于韩愈所说的“浩然之气”，所谓“人心之精华”，则与袁中郎所标榜的“性灵”相近：所谓“天地之变化”，则不仅指自然的变化，更包括社会的变化，甚至主要指后者。所以，从主张独创而言，他显然受到公安派的影响（钱与袁小修是朋友）。但他认为文必待天地之变与人心之精华相击发而成，则其蕴含的内容较袁氏的性灵说要深广得多，也可说是纠袁氏之偏。不仅如此，他又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毕矣”（《有学集·周孝逸文稿序》），强调要以经史为根底，更与袁氏之说不同，而上承韩、柳论文的传统。所以钱氏的论文可以说不仅要求作者主观与客观环境的统一，也要求作者学殖与才情的统一。他在《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中说：“古之人往矣。其学殖之所酝酿，精气之所结樯，千载而下，倒见侧出，恍惚于语言竹帛之间。《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词立其诚。《记》曰：不诚无物，皆谓此物也。”（《初学集》卷三十一）即较完整地体现这种统一的观点。他主张言要有物要诚，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执此以评复古派，至谓王世贞《弇州四部》之书“……枵然无所有也”（同上）则殊为未当。其所以致此，除了受到一些前辈和朋友（如汤显祖、袁小修、程嘉燧等）的影响外，主要是钱氏还极重视内容与形式的一致，而在形式上他特别强调“文从字顺”。（《初学集·嘉定四君集序》，他文累见）形式上有模拟痕迹或过于古奥与生涩，他就概视为是“不诚无物”，除复古派以外，他还极力攻伐竟陵派的用字冷僻生涩，虽或有其他原因（如钟惺在政治上不附东林等），也与他的这一看法有关。他极力提倡归有光的文章，亦由于此。这一看法正代表着明末及清初一个时期的许多文人的思想倾向。这一时期，复古派和竟陵派的文风虽仍有一定的影响，但入清以后，复古派的散文几乎销声匿迹，竟陵派的小品文则除了一二遗民如王思任（明亡不久即去世）、张岱尚延其绪外，以后也寂然无闻。人们或推崇钱氏的摧廓之功，实际他不过代表着散文发展的一种趋势。 钱氏不仅在散文理论上多所建树，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中尤以叙事和论文、论时事之作写得较好，文笔畅达，颇有苏轼的流风馀韵，而不避俗语，则与袁中郎为近。就文论文，其简炼或稍逊稍后的汪琬、魏禧、侯方域等人，局面的阔大则非诸人所及。就内容的深刻而言，他的文当然不及后辈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文采则稍胜。他的文章的根本缺陷还是所言与所行不相应。我们读《初学集》中有关抗清斗争人物的传记和论述此事的文章，倘不知其人后来迎敌投降，几乎会认为他的同仇敌忾、忠肝义胆与烈士同其千古。我们不知他自己重读这类文章时会有何感想。至于入清后的文章，由于内心矛盾，环境亦不许畅所欲言，尤未免闪烁其辞。牧斋讥笑复古派不诚无物，从我们今天来看，他们的文章虽非全无矫饰，基本上却是“诚”的。而牧斋本人的一些文章，看似行云流水，真情发露，却基本上是不诚的。这大概也是他这类文人的一种悲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