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三言”小说不论是否合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都具有情理的真实性。情理的真实性具有时代、地域和平民性特点，并且具有超时代、超地域和超平民的性质。 关于艺术的真实性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艺术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形象化的反映；有人认为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才是艺术的真实；也有人认为艺术的真实是指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及其高水平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人认为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才是艺术的真实等等。这些看法大都是从生活、艺术和艺术欣赏的主体的关系来认识艺术真实的本质。不过，早在明末，冯梦龙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真实论：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触性性通，导情情出。①冯梦龙强调的是理真情真。“情”和“理”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就是合二而一的概念。② 这是很有见地的，是冯梦龙基于对所整理的古今小说充分研究、透彻理解、准确把握作出的科学论断。冯梦龙虽不是“三言”所有小说的原作者，但他却是以创作者、整理者和欣赏者的三重身份，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对话本小说进行遴选、加工，并进行创作的，其中贯注了他的心血，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情理皆真必然是遴选标准和审美理想之一。再从艺术的本质方面来说，情和理是小说的内质要素，其真实程度如何是作品品位高低的标准之一。另外从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关系来说，情理是二者认识运动的交汇点，是沟通感情的桥梁。因此，是否合乎情理就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之一，又是符合审美习惯与否的标准之一。按照中国审美的习惯心理，小说中的人和事，不管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只要合乎生活的逻辑和故事本身的发展规律，能自圆其说，也就是说只要具有真情实理，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甚至会被认为比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更真实。上面所引冯梦龙的一段话，实际上是对这些话本小说因具有真情实理而在读者中早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总结，是“三言”小说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的准确、凝炼的概括。 从宏观角度考察，“三言”中的小说，既有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相当客观的叙写，也有纯属虚构的古人古事的摩写；既有人物心理活动的忠实反映，也有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而作的人物心灵世界的扭曲的描绘。可靠信实和荒唐无稽杂糅，传真写照和虚形假像并存。但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以及怎样描叙，都以合乎生活的情理为尺度。真人真事的题材自不待言，即便写花仙虫怪、人鬼狐妖，也都赋予它们普通人的性情习惯和事理观念。白蛇艳羡人间生活，幻化成人去追求真挚的情爱，虽历经劫难而矢志不渝；③红兔贪恋男女风情，千方百计，不顾利害，追求于飞之乐。④其行动举止，悉合人意；其言谈话语，曲尽人情。其它如写义虎、蜘蛛精等，莫不如此。“三言”中写鬼的篇目很多，全是人世间各色人等的影子，都有浓厚的人情事理气息。写神仙的篇章也不少。吕洞宾因妒嫉而要杀人，却因法力不及反甘拜对方下风，作者借此告诉读者：人外有人，天外有天。⑤赵升经受住了七种的考验，终成正果，让读者明白，要成就任何一种事业都不是轻而易举的。⑥“张古老娶文女”看似荒唐，实则启示人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⑦《杜子春三入长安》则揭示了一个真理：人世间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这些实际上是借神仙讲说人世的公理真谛，表现普通的人伦情理，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另外，“三言”中还有一些小说描写灵魂出窍、魄化赤鲤、附体转世等荒诞虚无之事，但人物的心理状态、情节的发展变化，也都符合那个时代的情理观念，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 对“三言”小说的情理真实性作宏观研究虽易于获得较为全面的、概括的理性认识，却不易产生具体的、真切的感受。其实真正能表现“三言”小说情理真实性的还是具体的叙写和细节的描绘。《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从思想角度来说，莫稽有三个较大的转变。金老大邻翁为说媒找到莫稽，实告以团头家有个好女儿，且又家道富足。莫稽本瞧不起团头家，不愿与之联姻。但人穷志短，他一改初衷，俯就金家。特别是婚后，“莫稽见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费一钱，白白的得了个美妻，又且丰衣足食，事事称怀”。物质的引诱，美妻的吸引，引起了莫稽观念、心态的变化。不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还是从人类实际生活的欲望上来分析，都是极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固然可敬，“穷则思变”，不失松柏大节，也无可厚非。这是第一个转变。 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花好月圆的结合，是极不稳固的。一旦受到传统意识、世俗偏见和偶发事件的冲击，这个“人作之合”便会出现裂痕。一是结婚满月，金老大为了“荣耀自家门户”，教女婿请同学会友连吃了六七日酒，却惹恼了现任团头金癞子。金癞子带了五六十个丐户大闹筵席，使得玉奴两泪双流、金老大满面含羞，莫稽心中不乐。二是莫稽连科及第，“琼林宴罢，乌帽宫袍，马上迎归”，街上小儿指着道：“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惹得莫稽“外面尽礼，却包着一肚子忿气”。 小说评论道：“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贵，却忘了贫贱的时节，把老婆资助成名一段功劳，化为春水，这是他心术不端处。”这种心术不端发展到莫稽将妻子推堕水中而达到极点。如果单就莫稽个人品质的变化轨迹来看，的确是有悖于常情正理的，但人的品质的变化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必然有产生这种变化的条件。小说告诉我们：只要是“团头”，“随你挣得有田有地，几代发迹，终是个叫化头儿，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名儿不好”，“被人轻贱”。因为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官民尚且霄壤，何况是乞丐头呢！往来讲究旧族世家，婚姻看重门当户对，否则受人歧视事小，阻隔云路事大。就连玉奴尚且“只恨自己门风不好，要挣个出头”，何况是莫稽呢？是经济负担的磐石，紧紧地压住了他的羞耻之心，其实并没有消除他对“团头”的鄙视。一旦官场得志，掀掉了磐石，其羞耻之心又重新跃动起来。另外，莫稽和玉奴的结合，也是因为自己“无力婚娶”，并非真正的爱情的结果。所以他一旦出人头地，婚姻的砝码便失去了重量，心理的天平便产生了倾斜。但“妻又贤慧，不犯七出之条，不好决绝得”，唯一的办法是置玉奴于死地，方能“另娶一人，方免得终身之耻”。于是在浩浩大江之上，月明如昼之夜，莫稽向玉奴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小说就这样以极合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描写完成了莫稽思想的第二个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