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 历史，就该另编一部。”他特别提到“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 未有人著手。”（《致曹聚仁》）几十年过去了，鲁迅先生期望的工作陆续有人做了，譬如这 文祸史，就出了本学术价值很高、雅俗共赏的著作——《三千年文祸》（44万字，江西高校 出 版社1991年初版）。作者谢苍霖、万芳珍伉俪，是江西高校文史学者。该书出版后，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颇受欢迎，屡次再版重印，最近又有修订本问世。 该书所写“文祸”，泛指各类语言文字之祸，主要为通常所说的文字狱以及疏谏之祸、科 场 案等。书中所纂辑的“文祸”事件数百起，上起夏朝末年，下迄清朝末年，跨度三千余年， 故书名《三千年文祸》。所据材料大部分采自正史（ “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等），也有 的采自野史笔记。该书以清晰的线索，翔实的资料，简洁的笔法，记叙了三千年有据可查的 文祸，叙中有议，画龙点睛，帮助读者从一个重要侧面认识中国专制制度的黑暗，从一个要 害 角度看到了历代文人学士的辛酸苦衷，因而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 扒梳剔抉，推敲琢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提纲挈领，九易寒暑，终成大著，完成了 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立意之深，用功之苦，令人钦佩。如果鲁迅先生泉下有知，想必 亦会欣然颔首。 历代文祸，成因不一。有的因为“谏”，如商末王子比干；有的因为“谤”，如西楚霸王 项羽手下的韩生；有的因为“异端”，如明代李贽；有的因为“轻薄”，如三国时孔融、南 朝时谢灵运祖孙；有的本无谏谤之意，只因帝王专横、愚昧，胡乱推演，造成冤案，如明太 祖朱元璋手下的卢熊、詹希原；有的本无“违碍”，却因他人告讦，深文周纳，强加罪名， 铸成冤狱，如雍正年间的查嗣庭试题案；还有的是本人刚正不阿，忤逆上司，如被崔杼杀害 的齐太史三兄弟。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每当读到冤屈悲惨处，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同 时涌起对专制统治者的无比愤慨！ 什么是谏？什么是谤？该书下了个定义：“简单地说，谏是臣民向君主、长上提出正式批评 或建议，谤是臣民私下对君主、长上加以议论批评。二者施受关系相同，但表达方式不同， 动机、目的也有区别，谏以救正事情为主，谤以渲泄感情为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纳谏容 谤的重要。《尚书·说命》云：“木从绳则直，后（君主）从谏则圣。”《孝经·谏诤章》云 ：“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 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谏和谤本来是有益于安邦治国、为人处世的好事，明智的统治者求之惟恐不得，择善而从； 昏昧的统治者却不能容忍，奉行“箝口术”，对谏谤者予以严惩。 春秋时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唐太宗李世民视谏臣如 “人镜”，等等，是千古佳话。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拒谏禁谤的事太多，文字狱太多。商 末王子比干，衷心进谏，却遭戮身挖心的下场；明代的户部主事海瑞，向嘉靖皇帝进献忠言 ，还得自备一口棺材，以防杀身之祸。后赵国王石虎，生活荒淫，为挑选万名宫女，逼死人 命无数，激起民变。他还杀了50多个郡县官，金紫光禄大夫逯明恳切进谏，石虎竟命人将他 胡乱弄死。后来他正式颁布“私议之条，偶语之律”，禁止臣民私下议论朝政，如有违反， 允许下级告发上级，奴仆告发主人，结果人们都闭上嘴巴，不敢交谈、往来。前秦第三任国 王苻生，有一只眼睛先天失明，因此最忌“不足”、“不具”、“少”、“无”、“缺”、 伤”、“残”、“偏”、“只”之类字眼，但又不明文公布使臣民回避，结果因触犯这 些讳字而致杀身的不计其数，处死的方式有截胫、刳骨、拉肋、锯颈等。许多帝王禀性暴戾 ，喜怒无常，臣下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常因文字致祸。致祸后受的处分又很严厉，轻则降 秩、流放，重则被囚、杀头，甚至诛连九族。即使是神经不正常者，如犯忌也不宽恕，乾隆 文字狱中疯人案竟超过20起。 唐代学者韩愈一生笔耕于文史园地，做过史官，深知修史的难处。这难处不是史才之难， 而是受权力干涉保持史德之难。他曾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历述古来史官如孔子、司马迁 辈遭受厄难的事实，得出修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沉痛结论。“天刑”当然是迷信的 说法，人祸之说则有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 责，而赢是非之尤。”其意是说：史家责任重大，容易招惹是非，因此修史是一件危险的事 。尤其是涉及当世统治者的“现代史”与“当代史”，更是史家的祸胎。史家要讲史德，做 到“不虚美，不隐恶”，而许多统治者恰恰相反，要虚美，要隐恶，常常对史学家提出无理 要求，不顺从就加祸。春秋时期齐太史兄弟记录“崔杼弑其君”的“直笔”事件就是史祸第 一例。 武则天执政时，大兴文字狱，“罗织”风盛行。许多人因说话不在意，被酷吏抓住片言只 语作把柄，任意诬陷而罹祸。给事中徐彦伯为之恻隐，作《枢机论》告诫世人。文章阐扬孔 子的“慎言观”，认为言谈话语是关系一个人安危荣辱的“枢机”（即关键），它“可以济身 ， 可以覆身”，劝人们守口如瓶。《枢机论》的问世说明当时言祸的严重，也可看成作者对此 前历代文字狱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