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钟嵘对建安文学的品评是颇有创见的。他不仅提出了“建安风力”的论断，对建安诗的渊源进行深入探讨，还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分析，揭示出他们的品第与风格。 钟嵘对建安文学非常重视，而且对其研究颇有创见。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诗品》里。《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其中评论建安时代重要的诗人有11人。可见建安诗人是《诗品》评论的重要对象之一。 一、钟嵘论“建安风力” 钟嵘在他的《诗品》中，有关于“建安风力”的论述。他在《诗品·总论》中首先称赞建安文坛的盛况，并指出了曹氏父子对建安文学的繁荣所起的作用。然后针对两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提出了“建安风力”问题。那么，“建安风力”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钟嵘在文中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不过，他在《诗品·总论》中论说诗的“三义”之后，接着写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作诗时斟酌运用三义，以风力作骨干，再加以文采的润色，才能使诗余味无穷，感染力极强。至此，诗歌的造诣也就达到了顶点。可见，一首好诗，必须具有“风力”和“丹彩”，二者缺一不可。“丹彩”，无疑是指优美的文辞，而“风力”自然是指充实的内容了。 另外，从钟嵘认为玄诗所以丧失了“建安风力”，是因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来看，也不难理解他所说的“建安风力”的内容了：即指建安诗歌在内容上的充实、非同凡俗及其在表现上的雄健、生动。再从钟嵘认为具有“建安风力”的作家来看，他们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如左思，钟嵘认为他能够“踵武前王”，是一位具有“建安风力”的作家，并在《诗品》卷中称之为“左思风力”。左思的诗歌内容极为充实，最能表现他的诗歌成就的是他的《咏史诗》。全诗以贴切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门阀士族社会的不合理，引用史实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笔力矫健，气势充沛，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其后的刘琨也受到了钟嵘的赞誉。钟嵘认为他继承了“建安风力”。刘琨现存的诗有三首，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沉郁清壮的诗风。如《扶风歌》，此诗写于外兵侵扰、国家民族处于危难而朝廷并不热心于抗敌之时。诗中，诗人对国家危难的忧虑、对故国的深切眷恋、对腐朽的晋政权的愤慨等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谓是“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从他那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斗争生活中腾发出来的“清刚之气”，震撼着千百年来读者的心灵。因而钟嵘认为刘琨继承了“建安风力”。郭璞的代表作是十四首《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是借游仙以咏怀，往往“辞多慷慨”，具有一定的现实内容，“挺拔而为俊”，而且形象鲜明生动。故钟嵘说他的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认为他继承了“建安风力”。至于谢灵运的诗，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谢灵运开拓诗境，大量创作山水诗，终于扭转了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在诗坛上的优势，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钟嵘认为这些具有“建安风力”的作家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所提出的“建安风力”所蕴藉的内涵了。同时，也使我们看到，钟嵘对建安文学那慷慨悲壮、充沛高亢的时代格调是极为推崇的。 二、钟嵘论建安诗之源 钟嵘在《诗品》中论述了122位诗人诗之源。其分别是源出于《国风》、《小雅》、《楚辞》。那么，他所论及的建安诗人之诗也毫不例外地源出于此。今举例看其所评是与非。 钟嵘说：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曹丕、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钟嵘认为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而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以此看来，曹植、刘桢诗源于《国风》，曹丕、王粲诗源于《楚辞》。钟嵘对诗歌的研究，能够注意探讨其渊源所出，还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在研究时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任何一位作家对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都是多方面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来探讨钟嵘对建安诗人诗之源所进行的论述，来看建安诗人对以往文学传统继承的主要方面。 曹植对《诗经》中的《国风》、《小雅》还是很重视的。如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道：“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可见，曹植是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尤其是《诗经》中的风、雅。他在创作实践中，也能注意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特别是从《国风》中得到借鉴。《国风》所表现出来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曹植影响是很明显的。如他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等诗篇，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送应氏》，虽然看似一首送别诗，而实则是一首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它反映了董卓之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灾大难。目睹大战后令人伤心触目的残破的社会画面，使人潸然泪下。《泰山梁甫行》反映了边海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情诗》写征夫远行服役而思归之情。由于长年征战，人们被驱赶服役，致使“渺渺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门有万里客》则写客子奔波飘流四方之苦。《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等诗篇，也大抵是曹植“发愤之所为作也”。刘桢的诗现存完整的只有十五首，在表现自己“怨恨”与“郁积”之气方面很突出。《赠五官中郎将》在赞叹曹丕才华出众的同时，抒发了内心的苦闷之情。《赠徐干》一诗，充满了慷慨不平之气、忧伤哀怨之情。至于他的《赠从弟》所表现出来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诗风，更能启发和感染人。钟嵘在品评诗人时，是很强调其作品的社会价值的。这从他论述两晋玄言诗没有“建安风力”以及左思、刘琨等人的诗歌继承了“建安风力”就可以看出。据此，曹植、刘桢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凄惨及表现自己的感愤之作，无疑是承续了《国风》的“凄怨”之情。可见，钟嵘评诗是继承了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