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聊斋志异》并不彻底批判科举制度，只批判科举中的弊端，尤其是乡试一层，这与蒲松龄屡败于乡试的经历有关；书中又多记悍妇驯化及兄弟情义故事，这也正与作者内室不淑及兄弟失和的经历相应合。 一 蒲松龄为什么热衷于描写狐鬼故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极其有意义的问题。在薄松龄南游归来乡试失败后，孙蕙曾写信劝他：“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①其后另一友人更明确提出：“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②可见朋友们都知道蒲松龄在写作《聊斋志异》上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影响了他科举的成功。但从另一方面看，蒲松龄对科举功名同样极其热衷，几十年如一日，屡败屡战，可见功名富贵对他也极具诱惑力。因此，在时间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他因家贫，早岁起即年年游学，无暇治举子业），他仍然要抽出时间来撰写狐鬼故事，这就说明他创作小说的欲望常常比获取功名富贵的欲望更强烈。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蒲松龄曾在诗作中表示：“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身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③在《聊斋志异自序》中又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些都隐约说明他自己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劝阻他写狐鬼故事的朋友自不待言，即连肯定、支持他的王渔洋、唐梦赉、高珩等人也并不真正理解他创作的苦衷。同时，他在《聊斋志异自序》一开头即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最后又总结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见他之所以倾心撰写狐鬼故事，实际上是和屈原等人一样，满腔孤愤无从倾诉，只有通过创作来一吐其不平之鸣。这样的创作动因不仅影响了作品的内容如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感倾向等方面，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的作品又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从作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人物的爱憎态度等方面，我们亦可觇知作家灵魂深处的某些隐秘成分，特别是那些对其创作最具影响的心灵创伤，这在《聊斋志异》中亦可得到印证。 二 对科举的讽刺和批判是《聊斋志异》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前人对此多有论及。但蒲松龄对科举的批判有着极其鲜明的个人特点，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同样是对科举的批判，其批判的着眼点、深刻性却有不同。比如有的是批评科举考试有弊端，如通关节、行贿赂、考官水平低屈了真才等；有的是批评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如反对明清科举用四书五经八股文；有的是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希望改革教育、考试、选拔官员等一系列制度。从这样的大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聊斋志异》的有关描写。 《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篇章不少，其中描写得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阅读完这些篇章，总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那些才华盖世的名士往往中不了举，而那些文章臭不可闻如余杭生之流却往往能中举。如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王子安乃“东昌名士”，但他们都和贾奉雉一样，虽“才名冠世，而试辄不售”。倒是那种“戏于落卷中集其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的却“竟中经魁”。这两种情况在《聊斋志异》中常常同时出现，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这种情况在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但却绝非规律。事实上，当时许多写得好的文章照样能中举。这就使《聊斋志异》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偏激、夸张而失实，这在某种程度削弱了其批判的深刻性。 与此相关的是，《聊斋志异》对科举过程的批判也集中在乡试这一层面上。上文所列举的那些名士往往都是困于乡试，特别明显如郎如柱，“每文宗临试，辄首拔之，而苦不得售”，再如俞恂九，参加童生试“邑、郡、道皆第一。益与公子下帷攻甘。逾年科试，并为郡邑冠军。……无何，（乡）试毕，倾慕者争录其文，互相传颂；恂九亦自觉第二人不屑居也。及榜发，兄弟皆黜。”在《聊斋志异》中，那些名士基本上都过不了乡试关，所以作者对这一层考试批判较多，而对童生试和会试则较少批判，这也是其局限的一个方面。 作者对名士过不了乡试关的原因也有所分析，他的结论是乡试考官或为“乐正师旷”“所见者鄙”，或是“司库和峤”“论价如市贾”。前者如《司文郎》中瞽僧所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后者如作者中曾多次出现“关节”字样，《素秋》篇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竟公然向堂姐夫“许为买乡场关节”。考官无才和爱钱当然是科举弊端之一，但既不是产生弊端的根源，甚至也不是科举考试埋没人才、扼杀人才的最大弊端。 另外，蒲松龄在将批判矛头集中于乡试考官时，常常以夸张的言辞对他们进行讽刺嘲骂，如《于去恶》中说：“数十年来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三生》中落第名士兴于唐在阴司将乡试帘官告了，纠合众冤鬼要求将考官“掘去双睛，以为不识文字之报”。这样的抨击、嘲骂对沦落不遇的士子来说当然极其解愤，但这种对考官个人的人身攻击却较少批判的深度，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蒲松龄在批判科举时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局限，这与其生平遭遇有关。蒲松龄弱冠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入泮，少年得志，而且学道是著名文人施闰章，这样的成功使他既不怀疑科举，也很欣赏自己的八股文。同时，他的好友李希梅、张笃庆也都是既具真才实学，又早岁入学；后来，蒲松龄的三子一孙也都先后入学，这些都加深了他对科举制度本身的信任，也使他对童生试较少怨言。但是，自从成秀才后，蒲松龄的功名之路却断然而止，连续拼搏几十年，都无丝毫进步，乡试之门始终未为他而开。蒲松龄对自己的水平、才华坚信不疑，对科举制度也不敢、不愿怀疑，所以只有怨恨乡试考官了。更何况同是少年名士的好友李希梅、张历友也被乡试拒于门外，而周围某些并无才名的士子却能考中举人，这就使蒲松龄尤其痛恨乡试。面对如此现实，他只能或归之于“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或归咎于考官无才不公。对命运，他毫无办法；对考官，则可以讽刺嘲骂。所以在一次次遭受失败的打击后，他忍不住要拿起笔借狐鬼故事来倾诉自己的愤懑不平，说明自己“半生沦落，非战之罪”。这应该是他创作小说、寄托孤愤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