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袁枚特殊的家世及生平使他更多地接触到生活的阴暗面，因而其小说中亦多以“恶”为描写对象，其思想根基应归于他的怀疑主义精神。 作为小说家，袁枚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子不语》的创作上。这部笔记小说集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定稿，历时近四十年，凡三十四卷（正二十四卷，续十卷）之多。这部小说一如他的诗文及所标举的“性情说”，有着独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同其诗文诗学相比，反映出作为诗人的袁枚与作为小说家的袁枚有着不同的心象。 作为小说家的袁枚，在他的小说中全面地展示了“恶”。可以说，继举世公认的“恶文学”《金瓶梅》之后，在文言小说中象《子不语》这样将“恶”全面地展示和描写，尚属少见。 一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少见的“恶文学”，即把“恶”作为描写表现的对象，是否出于小说家每次写作的灵感或想象？当然不是。这里所说的“恶”，并非刹那的“恶念”，而是小说中一种庞大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谱系，好象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谱系一样，君临一切。这种对“恶”的系统化的发现和认识，就决不会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起，想来点游戏般的恶作剧。标榜“戏编”小说的袁枚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他所谓的“戏编”不过是他惯于破坏严肃、逃避崇高的一种表现而已。 袁枚对“恶”的最初认识，追溯起来，应该从他的童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开始。袁枚的家庭，先世有许多人都曾是仕宦出身。曾祖父还做过布政使这样的方面大员。所以他在诗中说“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①但到了祖父，家道中落。到小说家的父亲袁滨时，局面更难支撑。在艰苦的童年时期，袁枚得益于母亲章氏。章氏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丈夫在外游幕，万里路遥，家书屡断，一家生济“半取于十指间”。有时典卖了首饰、衣物，也仅得半饱。到了贮备的东西用尽的时候，“辄嘿嘿然绕楼而步”。经常还要应付上门的索债者。②这位爱好诗歌的女性，高贵的心灵常常受着损害，遭受着屈辱，早熟的诗人不能不对此有深刻的感受。这种铭心刻骨的刺痛会使人对于人性的恶、道德的恶、社会的恶产生切实的体会，关于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描写。 家道的中落，就迫使男人们外出谋生，据作家后来说，祖父、父亲和叔父皆因贫困而游幕四方。游幕的生活虽然是不得已的，但也培养人的实际才干，积累丰富的阅历，使人对政治、官场以及社会、人生都会有深入的体察。它同时也会洗刷文人大脑中的迂阔。这些特征在袁枚后来为官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上都起到了无形的影响。 在袁家的男子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小说家的父亲袁滨，擅刑名之学，对《大清律》颇有研究，于法律有己见。他晚年就住在随园，直到袁枚三十七岁那年，才撒手人世。袁枚自称在法学方面深受乃父影响，③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一是在为官上，袁枚善于折狱、善于处理事务。这一点乃父非常满意；二是刑名家有其特殊的思想气质，他们冷静、清醒，对社会表面美好良善的假相能够无情地剖析和揭露。他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个罪与罚的世界，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一派的开山大师韩非的著作就不难明白。如果说，他的父亲是否有这种精神气质，我们已无从得知，那么，这种精神气质却明显的从小说家的创作中暴露出来了；三是作为职业，要大量接触社会阴暗面，暴力、阴谋、沦丧、死亡，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具体案例，这一点，一般人是无法了解到深入细致活生生的地步。而现实中的刑事案件，在小说，就是极好的素材。④ “恶”，除了诉诸刑名的，还有更多的是来自婚姻制度、习俗、人性等诸多方面。对袁枚来说，从小到老，耳闻目睹了许多女性在其间的不幸命运，这对他的触动，恐怕用语言是难以描述尽的。姨母能诗，嫁非其偶，那些痛苦的低吟，小说家难以忘怀。⑤后来三妹素文的不幸婚姻以及她的早逝，⑥还有那可怜的凤龄，出嫁后，仅半年，就为大妻虐待而死。⑦若把这些惨剧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对“恶”的认识不仅仅是早年的事，而是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 有些事件，虽然是间接得来的，但震动同样是巨大的。小说家八岁时，祖母给他讲述了孙秀姑的悲惨遭遇。秀姑早寡，为邻家豪绅猥袤、威逼、凌辱而自尽。《子不语》中《尸香》一篇就是本此事而作的，而且另有叙事诗《孙秀姑墓》。无论是小说还是诗，都对罪恶发出了诅咒。他的长姑，嫁姚氏，姚母能诗，常外出为女傅，她曾在相府里亲眼目睹了两个聪慧美艳的少女被相国夫人谋杀的现场。⑧这本身就是一个“子不语式”的故事。 袁枚从理性上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今天就我们所知，有十四岁时写的《郭巨埋儿论》。深刻反省传统道德，发名教之伪药，这种思维方式及识力是秉其姑母沈氏启发的。姑母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袁枚幼时即蒙抚养。沈氏通文史，尝论古人，不喜郭巨，作诗责之，⑨她可称得上是当日闺中的思想家。这位姑母对小说家、诗人、诗论家的袁枚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后来他对传统道德中虚伪、不近人情的东西，尤其对礼教的无情嘲弄和讽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看穿了伪道学的“恶”，导致他后来往往舍道德而求人情、求文章，这就走到过激的一面去了。 就以上所举，可以想见那些人与事如何作用于小说家的心灵，如何促使他四十年间将“恶”视为一大主题，描写之，展示之。人的童年、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会象种子一样，在心灵的沃土中生根长大开花结果。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莫不如此。我们不妨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罪与罚》中的许多情节都与作家小时候首次经历的事件有关联。他的父亲在他心头笼罩上的阴影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将它扩展为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震撼人心的长篇史诗。”⑩这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小说家和他的小说。 二 《子不语》，在形式上，走的是“志怪”“志人”合流的路子，多少可以看作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但其作意及其对小说的观念，和蒲松龄相去甚远。蒲松龄强调抒写主体，小说寓“孤愤”、热情和理想于一体。袁枚则是“广采游心骇耳之事”，“以妄驱庸，以骇起情”。《子不语》表面上看写“怪、力、乱、神”，但实质上是曲折描写人间的。但是，《聊斋》的“孤愤”、热情和理想在《子不语》的世界里差不多消失殆尽了，所谓“游心骇耳”，也就是“恶”，完全是《子不语》式的。小说家自称这只是“自娱”，有选取“恶”作为“自娱”的吗？依我看，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个虚虚实实的说法，很有意味。热情和理想的失落，“孤愤”也就随之而去。《子不语》的“世界”代替了《聊斋》“世界”，面对沉沦的世界和“庸”、“惰”充斥的思想氛围，与其说作小说是“自娱”，还不如说是“恶”的呼吸者、发现者的“自慰”。但就对“恶”的无情揭露和巧妙嘲弄而言，的确又是足以“自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