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纵观宋江的一生，在其思想深处“忠”对“义”具有绝对的制约作用，表现出其性格的前后一致性。上山同招安都是其忠君观念在特殊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上山聚义是曲线尽忠；接受招安是凌云之志的初步实现；征辽、平方腊等等则是建功立业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 上山聚义 梁山泊 造反 招安 忠君 义气 关于宋江的评价，新时期以前学术界主要有“起义说”和“投降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新时期以后似乎是为了纠正上述二分法的片面性，又有人提出了“两重性说”。这种观点认为：在宋江身上既有反抗性、革命性的一面；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宋江思想性格的二重性贯穿了他的一生”①，它“主要表现在其性格发展过程中‘义’与‘忠’的矛盾冲突上”②。宋江起初不愿上山是忠的体现；不得已而上山是义的表现；最后主动争取招安则又是忠的体现。但是由于论者无法解释宋江行动的内在根据，于是只好把忠和义当作标签一左一右地贴到宋江的脸上，这固然克服了“二分法”的片面性，但却现出了折衷的痕迹。 事实上，纵观宋江的一生，作为其行为内在动力的，就是封建士大夫的报效朝廷和建功立业的正统观念。因此宋江的矛盾是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即能不能尽忠和如何尽忠的问题；而不是主观愿望本身的矛盾，即想不想尽忠的问题。这是我们分析和评价宋江首先要明确的前提。而从宋江的主观愿望来看，在其思想深处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忠，正是这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君观念，才真正贯穿了宋江的一生。至于宋江由上山聚义到争取招安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行动，都是其忠君观念在具体环境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上山前宋江是以“仗义疏财”（消极忍受）的方式尽忠；上山后是以“替天行道”（积极争取）的方式尽忠；招安后则是以“辅国安民”（名正言顺）的方式尽尽忠。宋江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是以此为线索而展开的。 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宋江上山前的行为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表现。“仗义疏财”的义举虽然“山东、河北闻名”，但是它并非与忠相背，而是在忠的制约下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是在宋江作为一个衙门小吏而无权尽忠朝廷、建功立业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兼善天下”的举措，因而在宋江看来它只是个“虚名”。 私放晁盖固然是宋江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宋江已有了造反之心。首先“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③所以循情枉法还不能说就是造反；其次它与宋江一贯尊奉的赃官好皇帝的忠君观念没有根本的冲突。而对晁盖后来的举动，宋江是不赞成的，认为“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别人他管不了，就只好“独善其身”了。因此杀惜固然是被其所逼不得已而为之，但其根本原因则是为避免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从而陷于欲忠不能的境地。宋江此时自己尚在逃亡中，不但没有一点造反的意思。反而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既是宋江忠君观念的根源所在，也是其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在宋江看来，只有为朝廷建功立业，从而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才是正路，而这一切都要靠朝廷的封赏才能实现，也才是名正言顺的。大闹青风寨，一方面是为了保全性命的自卫；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泄愤的目的。这只是“一时乘兴”之举，因此一封家书就使宋江连夜奔丧回家。这固然有其孝道在内，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宋江想借此机会离开花荣等人，以免走上造反之路，“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宋江的这番表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在刺配江州的途中至死不愿上山，“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这表明宋江此时头脑中的“国家法度”和“忠孝”等正统观念依然居于统治地位。 因此可以说宋江在上山前的所作所为都受其忠君观念的支配，表现出其行动的一贯性，唯一的矛盾似乎就是题反诗这一举动了，这也正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把它看作是对朝廷的宣战书④。黄文炳在看了宋江的题诗之后暗道：“这人自负不浅”，“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这家伙虽是个“专在乡里害人”的“阿谀谄佞之徒”，但只这两句言语却正可为宋江的反诗作一好注脚。它道尽了宋江对怀才不遇之命运的悲叹。一首《西江月》正是宋江生平的写照，他熟读经史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年过30尚且功不成名不就。一心想报效朝廷，但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去”。而且更被纹了双颊断配江州，背井离乡地过此屈辱生活，更不知何时才能遂平生之愿。并且又面对江山美景，于是越发感慨万千、悲愤难抑，正所谓“以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对非常之景”⑤，恰又值酒力正盛，故而作诗两首以泄其愤，期待有朝一日展宏图报冤仇，由此联想到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起义使世家贵族和官僚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门阀观念受到荡涤，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弟朱门无一半”。而宋江的出身只是个小地主，在当时那种“非财不取，非亲不用”的政治环境下，一方面是朝里无人难做官，另一方面则由于官吏之间的界限壁垒森严，为吏之人是不可能在仕途上发达的。对此宋江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自比黄巢也是取其此意，这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一种诗兴、诗情和诗境的联想，而并非表明他要像黄巢那样造反了。它实际上是首感愤抒怀之作，这是欲忠不得之愤，而非造反之愤。因为事后宋江已经记不得题诗之举了，可见不是早有预谋的一贯主张，并且按戴宗的主意诈疯以图侥幸。可见即使在这生死关头，宋江主观上仍然是不想造反的。如果没有客观环境的逼迫，即黄文炳向蔡九知府的多次“点破”，宋江是不会自动走上梁山的。因而那种“即使没有外因的推动，宋江也会自觉走上水泊梁山的”⑥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试想如果不杀宋江，哪有梁山好汉劫法场之举？而劫了法场之后，宋江就只有上山一条路可走了。 二 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宋江从此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因为他是被逼无奈而不是自觉上梁山的。因而他的人虽然上了梁山，而他的心并未完全上山。就尽忠朝廷以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这一凌云之志而言，同上山前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即争取招安。所以就招安而言造反是手段，而就其一生为之奋斗不息的政治理想而言，则招安也是手段，而且是在被迫上山后宋江所能采取的唯一一种手段，即一种“曲线尽忠”的特殊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