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论者认为，传统词家和词论家是轻视词体的，“以诗为词”及鼓吹“以诗为词”的人们才是尊重词体的代表。 原因是，前者严分诗词畛域，把词局限在以清切婉丽之辞，写缠绵绮靡之情。后者主张多方打破诗词界限，把词当成“诗的一种”（胡适《词选》语）。词既然是诗，其地位不用说，自然提到与诗同等的高度了。 也许就是这样，人们历来把“以诗为词”的开创人物苏轼看作尊重词体、提高词的地位的第一人。近人陈洵《海绡说词》云：“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这一观点影响甚巨，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综论》亦谓：“（坡）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始尊。”陈迩冬《宋词纵谈》乃云：“词至苏轼，词格始高，词境始大，词体始尊。” 然而对这一定谳笔者有不同看法，不揣拙陋，聊作申说如下。 一、尊词及尊词派辨 何谓尊词？怎样才能够、才算是提高词的地位，使词取得与诗平等的座次？是以诗为词，诗词合流吗？恰恰相反，是严分诗词畛域，恪守诗词之别。 因为，所谓尊体，只能是也必须是致力于建立并严格遵守和尊重一种文体所独具的、与其他文体不同的诸种特性。只有当这些特性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切实的奉行，这种文体才能像其他文体一样成为一种独立的、真正够格的文体，并以这种独立文体的身份与其他文体比肩抗行。只有这时，这种文体才真正称得上取得了与他种文体完全平等的地位。 而“花间”、“南唐”为代表的当行本色派词人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知道，词在兴起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与诗的区别是不明显的。除了合乐，在题材上、风格上、表现方式上，新起的词与诗之间多有混融，无严格区分。这对于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词来说，只能是其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文体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必然会有的成长过程。是到了晚唐五代，到了“花间”、“南唐”诸词人手里，才使词开始具有了自己较全面的文体特性，就像诗、文一样，有属于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创作手法和风味情调。所以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尊重词体的人。是他们，才从根本上将词提高到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 也许人们要问，这些当行本色派作家，他们的创作背景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花间集序》），他们的创作意图是“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念经》），或“期以自娱”（晏几道《小山词跋》），他们的创作内容是“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这些难道不是他们轻视词体，视之为小道的表现吗？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一个桎梏人性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一切有形的规矩和无形的观念都在戕害人们心灵的自由。其结果造成的是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或曰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在封建士大夫阶层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知识分子最具有丰富的锐感深情，他们本有无限的情思需要倾吐，太多的心曲需要发抒。在这一点上，无疑文学家又是知识分子中的突出代表。因而，我们就看到了整个文学史上文学家人格的严重分裂。他们摄于“雕虫小技”、“违道伐性”的封建卫道观念，表面上堂皇地高唱“余事作诗人”，做出夷然不屑的样子，实际上又在那儿“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语）。在“载道”、“贯道”、“明道”老调的掩护下，人们写出了多少情文并茂的好作品。 到了理学思想逐渐形成，道学风气日益浓厚的宋代，人格分裂的现象有增无减。文学家们越是表面上不得不循规蹈矩，道貌岸然，越是需要有其他渠道来渲泻自己压抑心底的情绪之流。当此时，词正成为了解决这一精神需要的最好工具。因而，他们自己口头上也许在贬低、淡化自己的词作，那不过是在为自己可能遭到非议而预设遁词。实际上，词在自身的文体特性得以建立起来的晚唐五代，成为了文学家们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 郑振铎先生颇带抒情意味的一段叙述是很漂亮的。他说： 他们的不能诉之于诗古文的情绪，他们的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所以词在当时，是文人学士所最喜爱的一种文体。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临登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5章） 就算歌舞酒宴、庆寿迎宾不免于应酬无聊之作吧，当他们将自己对心爱人的恋感情丝、与亲朋好友的依依深情，和文学家敏感的心灵所富有的对人生、对世界的种种幽怀愁绪……一一托付给词这一文体时，怎能说不是最喜爱、最尊重词，反而是轻视词，以词为“小道”的表现呢？ 何况本色当行派词家们也不是只能写些题材歌舞欢宴、恋情别绪，风格缠绵悱恻、婉约绮丽的作品。严守诗词畛域，保持词体特性，不意味着词的创作天地一定狭小。词体踏上的这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是既宽且长的。 在这条道路上，词最初是以歌筵酒席间的歌辞身份起步的，随即便以表现爱恋别绪等心灵情绪显示出自身的美学价值。从温庭筠开始，词逐渐融进了作者自己的性情品格、襟抱涵养。南唐时期，李煜使词开始超出一己之私情，向现实社会投去了关注的一瞥。入宋以后，柳永为词带进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秦观、李清照、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张炎，并将家国身世寓于词中，哀怨、感慨、忠爱、愤激、忧生念乱之情，无不于词中发之。在风格上更是不同如面。温词“深美闳约”（张惠言《词选叙》），柳词“曲折委婉”宋翔凤《乐府余论》），秦词“淡雅清丽”（张炎《词源》卷下），周词“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0），姜词“清刚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妨碍其为出色的本色当行之作。因为它们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前提：诗词有别。它们每一次新的变化，都为词体带进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里甚至不排除有某些诗法、文法、但其变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破诗词之间的界限，而是为了丰富和改进词体自身，使之不断提高与完善，这就是与“以诗为词”者的根本区别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