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夺胎换骨”长期被指责为“因袭剽窃”的谬说，这是一种曲解。事实上，“夺胎换骨”的精髓决不是因袭，而是在袭故中创新。所谓“五法”、“四式”即创新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夺胎换骨 曲解 袭故 创新 一 “夺胎换骨”被视作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的创作和理论“纲领”①。 这一理论，始见于宋人惠洪觉范之《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又作窥）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段话说明，所谓“不易其意而造其语”，是说一般不改变原作的基本诗意，而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技巧和思维转换，使陈旧的、烂熟的、庸凡的原型诗意，变得警醒，有力，生新。但“虽有所袭，语亦工”。（《草堂诗话》引山谷语）所谓“窥摹其意而形容之”，是基本上不改变原作的语势、语象、语词，而是对原作的意义加以某种程度的转化或提升。但“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诚斋诗话》） 但这一理论的不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同时产生了。斥之者如金人王若虚，认为鲁直此论“特剽窃之黠者耳”。并揣摸其心理，是“鲁直好胜而恥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诗话》）清人冯班更指责这种“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钝吟杂录》卷四）宋人吴曾说“夺胎换骨”就是唐僧皎然“三偷”说的翻版，犯了不可原谅的“钝贼”罪。（《能改斋漫录》）受这些人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都一致否定“夺胎换骨”的理论。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这一理论“在‘以故为新’的美名下，以抉章摘句、寻扯拆补代替独创而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是“在狭小的死胡同里翻筋斗，……从反对西昆体的老形式主义，走向新的形式主义歧途。” 对于黄庭坚的这一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黄诗创作，钱钟书先生先后在《谈艺录》和《宋诗选注》里，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谈艺录》评山谷诗用事，认为作为一种宋人普遍的、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而加以了肯定。在《宋诗选注》里又对比山谷诗的用典与西昆体“有极大的不同”。认为黄诗“有著著实实的意思”，而不象西昆诗那样，“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山谷诗的基本创作倾向，给予了积级的评价。当然也批评了黄诗有时候“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给人的印象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让人“费解”的毛病。 钱先生十分中肯的评论，终于打开了板结在黄诗及其诗论上的那块顽固的“硬壳”让人们擦亮了眼睛，拨开了迷雾，看到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于黄庭坚的诗及其诗论，重新进行评价和认识，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活跃局面。认为“夺胎换骨”“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行的继承和发展前人文学遗产（主要是古典诗歌的语言技巧）的方法”，是“更为积极、更为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诗学传统的国家。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重视师法前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积淀。而且进入宋代以后，更蔚为一种时代的自觉意识。比如“白体”之师法白居易，“晚唐体”之师法晚唐诗，“西昆体”之师法李商隐，“江西派”之师法杜甫，“江湖诗”之师法贾岛、姚合，等等。“夺胎换骨”论的提出，正是这一时代宗尚的反映，是文学士人们重视文学遗产的继承一种普遍的心态。而且这种“袭故”还有其文学自身的必然性。 由于历史的积淀，在中国诗歌的传统里，渐渐地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各别的“意象板块”。这“板块”，或由前代某些书面文献的概括成语所构成，或由前代诗文的某些相对已经凝固化了的辞语所构成，它们都具有一种超稳定的情韵。比如“凭栏”，“倚栏”，或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抒发抑郁愁苦，或抒发悲忿慷慨。再比如“绿窗”，总是包涵着某种特有的家庭温馨气息或柔情的闺阁氛围。后代诗人往往是利用这些碎拆下来的“板块”来构织自己的诗。这是一种诗歌艺术的普遍方法，任何一个诗人，不管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都在使用这种方法，并且又通过各自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之，完善之。 这种“袭故”的必然性，还在于不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时候所表现的意境、事理、思想、情调等等，往往有一种共通性。“景意相融，自有偶然而同者。”（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所以“诗人发兴造语，往往不约而同。”（《对床夜语》）不是说作诗者要故意去重复古人之语、古人之意，而是一种共同的规律牵引着人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再次，“袭故”，必得读书；而读了书，方能“袭故”。黄庭坚是提倡多读书的。“读书浩湖海”。（《赠别李端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郭明父作西斋于颖尾请予赋诗》）“诗书除满枕客床毡”。（《次韵胡彦明同年……》）因为读书多了，论事就能“精核”：“读书饱工夫，论事极精核”。（《再和答为之》）脑子里边记的东西多了，下笔时就可左右逢源：“博极群书，……取之左右逢其源。”（《题王观复所作文后》）从书本中“点铁”、“夺胎”，正适应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特长，为他们的满腹经纶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这也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具有实际意义的写诗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