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体研究的美学意义

      牟世金先生认为：“要全面研究《文心雕龙》，了解其理论成就由何而来，对‘论文叙笔’部分，就有能有予以足够的重视”。①这一见解应引起我们注意。文学体裁作为人类文学创作的凭籍，既是脱离人类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又是人类主观意识创造的结果。它的形成，反映看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列宁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可以说是对文体存在的意义的极好说明。

      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刘勰总结其研究文体的方法是：“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一方法论展开了其文体研究的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中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以致刘勰本人在“论文叙笔”时也有能明确地“囿别区分”。尽管在刘勰之前，已有人对当时的文体作过初步的分析说明，但综合这些不同的角度，从整体上来认识文体，却是刘勰的首创。所以，本文即以刘勰论文体的四个层次为线索，阐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美学意义。

      一、“原始以表末”

      所谓“原始以表末”，顾名思义，就是追溯文体的产生并说明其发展。刘勰提出这一命题。说明在他看来：一、文体是一种客观存在；二、与其它事物一样，文体有独自的形成发展过程。那么，刘勰为什么要对文不体裁“原始以表末”？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以刘勰对“骚”体的“原始以表末”来说明这个问题。

      《辨骚》篇首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开宗明义，指出以“奇”为特征的“骚体”，产生于“〈风〉、〈雅〉寝声，莫或抽绪”之际，有其必然因素。从文学的发展史上看，新文体的产生总是带着陈旧文体无法相比的特点而出现，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于一浪，这是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从时代背景看，在社会秩序产生急剧变化的战国时代，一切旧文体无法适应当日变革的需要。因此，骚体应运而生，“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体现了时代风貌，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但新文体的产生亦非平空冒出，它必然又是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在本篇中，刘勰详备地说明了这一点：“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此四事，本来都是说明《风》、《雅》内容上的“雅正”，但在《离骚》中，却构成文体的“奇”；虽然是对《风》、《雅》的继承，但其表现与《风》、《雅》截然有别。以致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刘勰的说明，揭示了新兴文体所以形成的一个奥秘，那就是前代文学作品内的积淀。前代文学作品的内积淀成新兴文体的形式特征，这是文学体裁发展继承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勰认为：骚体“宪（从唐写本）于三代”。另一方面，刘勰又看到，“骚”体的形成又受到当时楚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本篇又列举以“骚”体特征的另一方面：“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谋娀女：诡异之词也；康回倾地，夷羿月，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于此四事，前人已有说明，宋黄伯思谓《离骚》：“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③朱熹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④可见此四事为楚地当时社会生活内容之积淀而成。所以，刘勰又认为骚体“风杂（从唐写本）于战国”。

      一方面“取镕经意”，继承前人遗产，另一方面“自铸伟词”，体现当时社会生活，内容积淀成体裁形式，促成骚体的形式。如果说刘勰在对骚体的“原始”中，即透露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其“表末”──指出骚体为后人模仿的特点就是更进一步地对文体形成的条件作说明。《辨骚》篇描述后人对《离骚》的继承是：“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在这里，刘勰指出尽管他们也仰慕《离骚》中表现出来的屈原“惊才风逸，壮志烟高”，但所能效法的仅是在形成上“入丽”和“得奇”。枚、贾、马、扬尚是如此，一般文人更不待言：“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曾就此评论道：“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⑤鲁迅的意思是后代文人只注意模仿《离骚》形式上的特征，不能领会屈原忧国忧民的壮阔情怀，故而，“骚”体的积极、革命意蕴便丧失了。但从文体本身的发展与演变来看，观念性的理解代替形象的比兴，惊采绝艳的思想转化为铺张排比的形式特征，应该说又是文体发展的一种必然。内容积淀为体裁形式，这是时代变化的反映，也是文学发展的体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说《离骚》开创了骚体的源头。

      刘勰“原始以表末”地认识文体，说明他并没有将文体当作一种纯形式的东西来看待，而是将文体置于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挖掘和阐明文学体裁这种看上去似乎是纯形式的东西所包蕴的社会历史内涵。“铺现列代，则情变之数可鉴；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文体作为由语言符号组成的信息体系，具有自然合规律性的结构形式。这自然合规律性的结构形式，只能是社会生活内容的长期积淀。“原始以表末”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点。从更深一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还应看到，文体的形成，又标志着人类认识的一个巨大飞跃。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虽然这些创造总是利用自然规律，而且目的往往十分有限，但目的一旦通过手段与客观性结合，便能产生远超过有限目的的结果和意义。刘勰虽未明确说明这一点，但他却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乐府》篇说：“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在这一段语中，刘勰指出：为“匹夫庶妇”所随意歌咏的土风，一旦被有目的地挖掘出其内在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结构形成特点，（经过“诗官采言，乐盲披律”。）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和意义便远远超过的目的本身。“志感丝篁，气变金石”，这是一个人类创造的客观世界，为自然客观世界所无法比拟。它源于自然客观世界，但又高于自然客观世界，“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正是从认识自然客观世界的作用和意义上说明这个人类创造的客观世界的精妙深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