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是元末明初名动天下的散文大师，明史称他与刘基“并为一代之宗”。其“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燕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① 宋濂一生著述颇丰，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应属其传记文学创作。他博闻广见，又善于传人叙事，曾为《元史》总裁，写了不少史传，但堪称文学作品的极少，本人略而不论。因此本文所论宋濂的传记文学，仅指其散传创作。据清同治年间所印《宋学士全集》统计，以“传”题名的散传有12篇，其他以“碑”、“铭”、“行状”，等为题的散传约280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其中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即使与传记文学的开山老祖迁、固二人的作品相较，也决不会逊色多少。例如《秦士录》一篇，奇气横溢，清人称其“备极博揽之妙。班马当分一席矣”！② 一 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和史学巨匠，宋濂对于传记文学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而且还作过一些理论思考，其中有不少正确看法： （一）强调传记文学的功利性 宋濂受儒家正统影响，奉“文以明道”为真经，同时又受吕祖谦开创的“婺学”浸濡，认为“文辞与政化相为流通”，③为文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他创作传记文学并不是为了在远离尘世的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激浊扬清，弘扬一种“善”的人生境界。“然所谓善者何？尽孝以事亲，竭忠以事君，德义以提身，信爱以睦邻，仁惠以及民”。④ 宋濂“遇人有善者必谨书之，将以诱民衷而树世防也”。⑤他在《徐贞妇郑氏传》中表白自己作此传的目的是“将以厉子职、树臣节、重名教、非徒作也。”总观宋濂62篇以“传”为题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有为而作，其中颂扬“忠孝节义”的作品自不必说是为了“移风俗美教化”，⑥就连《王弼传》那样具有浓厚怪异色彩的作品，末了也还要发几句善恶有报的劝诫之言，赞叹一番王弼那种鬼魅不敢侵的浩然正气。 （二）注重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司马迁为写《史记》，周游天下，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史料，柳河东为写《殷太尉逸事状》，亲临段秀实任过职的邠州一带搜集其遗闻逸事，并访问退役老卒，以求“信且著”。宋濂继承了前辈们这种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认为“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隐恶，务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类，亦他人矣”。⑦这种真实性是为功利性服务的，他说：“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劝惩？” 宋濂的许多传记相当严谨真实。他为李疑作传，事迹详尽感人，这是因为他“与李疑往来，识其为人”。⑧为写《谢烈妇传》，他亲监烈妇投崖处凭处吊。其他如《白鹿生传》、《吴德基传》、《宋烈妇传》等等，传主都是宋濂的亲友或同僚，作者很熟悉他们的行事，因此我们读这些传记时都觉得真实可信。 宋濂的散传并不要求每一个细节都符合生活实际，他并反对艺术的真实。《秦士录》中的邓弼能一拳打倒斗牛，能举起十人抬不动的石鼓，这显然是艺术夸张，但这种夸张更使人相信邓弼确实具有超人的神力，是一条汉子。 （三）崇尚平易而富于文彩的语言 平易是宋濂散文语言的总体风格。他一贯反对那种诘屈聱牙，“僻涩难知”⑩的语言。对于传记，他尤其强调文辞的平易，要求“文辞勿至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11)宋濂的散传，大都明白晓畅，粗通文墨便能解悟。“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即令逝者有传，“而文辞不美者又不足以传。”(12)因此，宋濂很重视散传的语言美。他的许多传记，作得文彩风流，令人钦叹。如《无隐君子东阳陈公鹿皮子墓志铭》的开篇： 婺之东阳有隐君子，戴华阳巾，裁鹿皮为衣，种药银谷涧中。当春阳正殷，玩落红于飞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飞坠泉中，与其相回旋良久乃去。在此段中，既无生僻的字眼，也无晦涩的典故，一目了然。但平实中又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寥寥数句中，华阳巾、鹿皮、春阳、落红、流泉这些色彩各异的事物和谐地组成了一幅清丽诱人的人间仙境图。阅毕，不禁使人有隐逸之思。 除上述三点外，宋濂认为传记文学可分为“国史”和“私传”两大类，并认为“国史当略而私传宜详”(13)，这显示了他对于史传与散传分野的初步认识。宋濂还认为“传之为体虽不一，不过立论序事二者而已。”(14)这表明了他对传记文学形式特征的深刻理解。 二 宋濂自幼师从经学家闻人梦吉，后又投身于柳贯、吴莱、黄溍等江浙名儒门下，思想以儒家为主。元代佛道两教十分兴盛，僧道的地位远比儒士高。在这种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心胸博大，富于兼容精神的宋濂难免会受到释老的影响。“青田刘君基谓其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余，取老佛语以资嬉剧。譬犹饫梁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15)因此，宋濂传记文学中凸现的思想蕴含是颇为复杂的。 （一）对清廉吏治的向往 元季乱世，“官做贼，贼做官”，贪官污吏多如牛毛。明初，贪污受贿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宋濂感叹清官难觅，良吏难得，于是为不少有嘉政的官吏树碑立传，表明了他对清廉吏治的向往。如《叶秀发传》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