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阳修所倡导的宋代新古文运动中，王安石是重要骨干之一。在风云变幻的北宋政治舞台上，王安石是卓越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表现出作为政治家兼古文家的鲜明特点。在功利与审美的关系问题上，他具有突出散文经世致用，强调散文功利目的的倾向，但又并不排斥散文的美和审美作用。在质与文、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把内容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同是又十分讲究散文的审美形式和艺术技巧。他还很注重散文的审美特征，崇尚精炼，提倡多样化，推崇散文的奇崛劲健之美。王安石为中国散文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建树。 一 王安石散文学思想与唐宋古文运动领导者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紧相承接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也强调文以明道，崇尚儒家经典。他在《上邵学士书》中明确提出“文贯乎道”。在《答吴子经书中》也说：“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而其独特之处则在于，这种“道”具有强烈的反潮流、反“俗儒”的色彩，并更加强调“道”的实用性，突出“道”的政教作用。鲜明地主张发挥散文有补于世的社会作用，崇尚散文的功利目的，可说是王安石散文美学观点的核心。 王安石身处积弊丛生，时势颓危，国运堪忧的时代，政治上积极推行变法，在文学上便继承并发展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的观点，特别是柳宗元、欧阳修及宋代新古文运动先驱者有益于世的主张，响亮地提出了适用的观点。他在文论的代表作《上人书》中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强调诗文要对时世有所补益，应以适用为根本。在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表述过类似的观点：“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答姚辟书》）他的补世、适用的具体内涵，就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为政治改革服务。而这又与他对文的看法有关，他在《上人书》中指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尔，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他认为“文”就是礼乐教化，治国政令。书写在竹简上传给人的文字，大体归于礼乐教化，治国政令罢了。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只是说文辞之美不可不要，而并非是圣人作文的本意。在《与祖择之书》中亦表示了类似的意思，同样认为“文”是表达教化政令的手段，“文”与政教密不可分。 王安石在这些地方所说的“文”，是指政治性的应用文、政治哲学论文和具有一定文学性的论说散文。正因为这样，他又曾说过：“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同上）显然，王安石所持的是一种杂文学、杂散文的观点。他强调“文”的政教作用，正是由此出发的。 他主张文要为政教服务的思想，与他政治上推行变法，强调致用是紧密相联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文学上，王安石是北宋散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他明确反对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刘筠所倡导的“今时文章”（《答孙长倩书》）。在《张刑部诗序》中更把尖锐的批判矛头指向西昆体：“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王安石上述功利主义的散文主张，也有纠正西昆体重审美，轻功利偏向的意义，在北宋消除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王安石在上述地方对“文”的理解比较狭隘，对“文”的作用的看法失之偏颇。他把“文”看作是治教政令，局限在主要是政治性的应用文和论说文的范围内，只强调“文”的宣传作用和社会功能，无视“文”的愉悦作用和审美功能，这就抹煞了散文的相对独立性，有着把散文与政教等同，把散文的功利目的和审美作用对立起来的弊病。这是他坚持视散文为治教政令的附庸，以散文的功利目的排斥散文审美作用的观点的突出体现。 不过，王安石既是推行变法的卓越的政治家，又是诗文兼擅的杰出的文学家，并且他一生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所以他有时，尤其是在晚年，对文和文的作用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在《上张太傅书》中说：“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在《答王景山书》中说：“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在《先大夫集序》中也说：“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势不是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后之时，非古之时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传者，纷如也。”在他看来，“文”、“文章”、“文辞”是作者的“志”的表达、流露。这是传统的“诗言志”说在散文美学领域中的发展。此处所说的“志”，不仅指心志怀抱、道德情操，而且包括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的“既将献（文），故又书所志以为之先焉”（《上张太傅书》），是指心志怀抱。所说“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君之志，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岂唯其言而己”（《张刑部诗序》），是指道德情操。而在《答孙长倩书》中所讲“家兄道足下虽穉年有奇意，欲务行古人事于今世，发为词章，尤感切今世事，荦荦有可畏爱者”，又说“圣人之所谓文者，私有意焉，书之策则未也。间或悱然动于事而出于词，以警戒其躬”（《与祖择之书》），其“言志”就是抒发有感于事所产生的感情。他强调散文要言志抒情还表现在他继承了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发愤”说上。他在《书李文公集后》中说：“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在《司马迁》一诗中也说：“成书与后世，愤悱聊自释。”他认为《诗经》中有感于坎坷遭遇而抒发愤激之情的作品很多，司马迁也藉他的《史记》来发泄愤懑以排遣自己的苦闷。“发愤”说揭示了创作主体、客体之间的矛盾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动力，创作主体的感情在诗文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安石在评论诗文中持这种“发愤”说，说明他已承认散文不仅是表达治教政令的工具，而且是作者抒发感情的手段，已认识到情感是散文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一大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