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白居易诗论是由文学观、方法论、政策论等学说构成了一个体系严密、功能完备的以封建政治主义为核心的理论系统。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曲解，它的本来面目一直未被人认识，消极因素不被重视。为此本文主要在于揭示白居易诗论的理念框架，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它。 关键词 白居易 政治诗论 理论体系 关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游国恩等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早已作过总结，认为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强调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二、强调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三、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四、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因而他的诗论是“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是“先进的诗论”①。这基本成为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权威性结论。但是，这是以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框架去图解古人的理论，拔高了古人，混淆了古今的理论界限。其结果，理论体系倒是建立了，而对白居易诗论的本质却是曲解了。白居易诗论的确具有严密自足的理论体系，但并非上述《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那是面目全非的另外一种理念框架。对于白居易的诗论及其新乐府诗，在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曾展开过颇具规模的讨论，但是多集中于白居易诗论的理论是非，而对其诗论的本来面貌及其完整的体系性却较少涉及。为此，本文试图加以论述，目的是揭示白居易诗论理念框架的内在体系。 一、文学本质 白居易诗论的理论基石是文学本质论，其诗论的理论大厦完全建立在这块基石上。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在论述白居易诗论时陷入迷津，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他的文学本质观。 关于文学的本质，白居易在《策林》第六十八中有个通俗而简洁的提法：“皇家之文章”。虽然他提出这个命题时是随意点出：“若然，……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与？”且又未具体展开论述，但它仍道出了白居易的文学本质观。这里的皇家之文章，似乎是指“皇朝之文章”或“我朝之文章”，但是，联系到他在文章开头有“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的理论前提及“先王文理化成之教”的理论精髓，而形成的诗论的政治主义学说，这“皇家之文章”应是“皇帝之文章”。文中，白居易还说：“臣谨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矣哉！”在他看来，文章、文学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是国家政治的重要手段，因此，自然就得出文章是“皇家之文章”的命题。 这个命题的出现并不奇怪。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国家的一切都为皇家所有。《左传》昭公七年云：“封略之内，何非君士；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类似的话还可以在《诗经·小雅·北山》中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这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遍共识。土地、人都是皇家的，文明、文化、文学也自然是皇家的。这是白居易“皇家之文章”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 “皇家之文章”的提法有其理论渊源。《礼记·乐记》云：“是故先王之制礼乐，……则王道备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先秦时代，文学的性质与作用与乐相同，也属于王道政治的工具。此外，葛洪《抱朴子》所谓文学是“大教之本”，王通《中说》认为诗歌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以及韩愈、柳宗元等人“文以载道”的理论，都隐含着同样的命题。所以，把文学纳入国家政治轨道，称为“皇家之文章”就并非偶然。但是，在白居易之前，还没有人对文学的政治本质作过如此明白的表述。 “皇家之文章”规定了文学的政治本体论和文学的封建政治特性。照白居易的理解，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推动政治活动，在于帝王鸿业和皇家意志，它是帝王治理天下，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这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他文学创作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文学批评活动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文学价值尺度。因而他的《新乐府》等讽谕诗是为了皇家而作，是典型的“皇家之文章”。所谓“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②，所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③，就是要让诗歌上达“天听”，受到帝王重视而有效地服务于王道政治。“皇家之文章”把文学规范为封建政治学、封建社会学，它成为白居易诗论的理论内核。 二、文学功能 在文学政治本体论的前提下，白居易论述了文学的功能及其实现文学功能的途径。 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主体的精神活动，而是客体的政治行为，那么文学的功能自然离不开政治。对于文学的功能，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说：“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这几句话中，从以文德应天的宇宙天人论讲到文学取士的科举政策，但最重要也最能体现他皇家文学观的是“以文教牧人”，这代表了他的文学功能观。他认为，帝王治理国家，需要运用“文教”这个“牧人”的工具。“以文教牧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信息反馈作用，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对于第一方面，他在《策林》六十九中以设问的方式云：“圣人之致理（治)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通过诗歌可以了解民风民怨，然后“酌人言，察人情”，也就是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的诗歌的“稽政”作用。第二方面，帝王利用文学来“立理本，导化源”，实现文学的惩恶劝善功能。因此文学的作用在于“以文教牧人”，在于具体地服务于封建政治教化活动。也只有在实用层面上使文学能够“牧人”，才能真正使文学成为“皇家之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