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在学术界颇为沉寂，远不如他的《人间词话》那样引人关注。从有限的研究情况来看，先前有关注它的思想性的，认为其思想内容一片低沉灰暗，大抵持否定态度；而后又有关注其哲理性的，认为与西方叔本华哲学美学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大致从肯定方面立言。无论否定还是肯定，笔者分析，评论者的立点实际于无意间出发于“作者”：从作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从他作为清王朝孽子孤臣的固执情怀，从他沉醉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生平记载。从这直接源于作者本人的先念出发，然后从作品中去寻找、印证这种先念。 这种以“作者”作为评论基点的办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人论世”，与西方文论中早已有之又被一部分现当代现象学派所坚持的批评方法有相似之处。这一派认为：作品的意义在作者的意图中，而作者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他的心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因而，研究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成为文学批评的第一环，作者的创作动机成为文学批评的指归①。笔者认为，从《人间词》所处的外围背景（有清一代，无论是词作还是词论似都逃脱不了“比兴寄托”这一带有必然性的趋归）和它的特殊内质（《人间词》富含哲理、非同一般的“寄托”）来看，以“作者”作为评论的第一环，似有着它所特别拥有的一份合理性和重要性。但这种以“作者”为基点评论，又正如西方的作者论必将因忽略对作品本身意义及对读者接受意义的探讨而有失偏颇那样，必定也会对整个《人间词》的研究有所损害、有所遮蔽。情形究竟如何？笔者将选择一、二点进行论述，力图对正反二方都有所揭示。 一 《人间词》115首的写作年代，大多集中在1904年至1907年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在王国维的思想中，正经历着一场有关哲学问题的深沉思索和选择。 在王国维的性格中，既有忧郁悲观的天性，又有勤于思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偏好②。这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哲学的爱好。从辛（丑）壬（寅）之间(1901-1902)，王国维开始研究哲学。其《静安文集自序》言：“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按，即康德）之《纯理批评》，若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如果说，王国维接触康德还是出于偶然的话，那么他之醉心于叔本华，则不能不说有着某种必然。缪钺先生曾说：“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③所言极是。 王国维先读康德的书，因不可解而中辍，继而读叔本华著作，遂找到了通康德书的关键。对此，《三十自序》中又有一段补叙：“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至二十九岁（1905年），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1907)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 至此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王国维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的醉心与倾倒程度。我们注意到，从1903年春王国维接触康德到1907年第四次研究康德，其岁月基本与《人间词》的创作年代相吻合。由此我们初步推断，王国维此期的哲学思想，或许会对他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 进而，我们发现，王国维对“文学”的功用有其独特的解悟，其依据正是叔本华学说。王国维把文学艺术视为“永恒”真理之“记号”。其《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夫哲学与美术（文学艺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认为生活的本质即是永止的欲望，而人生，则“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美术”的目的，便“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如此种种言论，皆与叔本华的“唯意论”论悲观哲学以及诗再现人生的“理念”等美学观点有着极明显的渊源关统。又，从此一期王国维所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来看，如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以及《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均无不带有西方康、叔哲学美学的影响痕迹。那么，由文学理论而及文学实践，我们可在原来推想的基础上基本断定，《人间词》也将多少受到此种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 以王国维的敏锐，很快就发现了康、叔学说中的矛盾处：“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④，“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⑤既然在“哲学”这座“琼楼玉宇”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王国维的兴趣便由哲学而移向了文学。《三十自序》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真正促成这种转移的一个触媒，据王氏自言，“则填词之成功是也”。这话说得极其自负和自慰。从这句话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人间词》至少在作者看来是成功地载负了有类于哲学大义的重要内容的，这样，方使得王氏由哲学到文学的嗜好转移有一种自省的欣然与公布于众的坦然。因此，尽管王国维由热衷康、叔到渐起疑心，由疲于哲学而终至移于文学，但这种转折并非前后截然，王氏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可见哲学研究与诗词创作原是携手并进的，则“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或也能于词中得到折射。而依王氏自言，既然以此文学创作来取代哲学研究末竟之事业，则词中消息将有关涉于哲学也已无复多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