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王学整体研究方面，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思路，恰同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相背：周氏是高扬王氏美学为“体系”，叶氏则力图证明王氏无体系可言。 须说明的是，叶氏未袭用“王氏美学”这一提法，而是称其为“文学批评理论”，原因是叶氏更愿意将王氏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论来批评中国固有文学的人物”，①——虽然她说的王氏“文学批评理论”，与时下学界所说的“王氏美学”实为同一对象，仅仅是着眼点不一而已。 叶氏极其珍视王氏在思辨——文体方面，对中国文论更新所起的开拓之功。其观点是，连绵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所以“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②原因有二：一是汉民族“一向就不长于西方之科学推理的思辨方式”；③于是导致二，即该民族的审美惯性也历来是浑涵有余，明晰不足，亦即不论作者、读者或评者，“无一不是从幼年之诵读中熏习培养出来的”，从而决定了这三者“之间所赖以沟通的凭籍，便也并不是任何固定的理论或准则，而乃是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阅读背景，共同的表达习惯，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感受联想，以及由此多种因素所结合成的一种共同的欣赏和判断的能力”。④因而，也就不难体会，作为上述思维——审美定势的文体显现，如司空图《诗品》虽擅长于风格的诗性分类，却又为何拙于对每一风格概念作精严阐释了？因为受制于传统的司空图也“喜欢从个别的事例来观察思考，而不喜欢从多数个别者之间去观察其秩序与关系以建立抽象的法则”，以致“风格便只剩下了‘高古’、‘典雅’、‘清奇’、‘飘逸’等一些极难以掌握其义界之确限的模糊的概念了”。⑤也在此，刘勰《文心雕龙》之出现，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奇观，因为它一反传统文论体例驳杂、义界含混之弊，而尝试系统论著之方式，“对于源流、名义、文类、文体，以及写作与鉴赏之各方面，都曾各立专题加以探讨和论析”，堪称空前的体系性巨著。颇让叶氏得意的是，因为她看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界，竟“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学批评要想建立理论体系，必须有待于外来之影响的此一严重之问题”，即便是学识过人的朱东润也只是指出“勰究心佛典，故长于持论”而已，也“忽略了其‘究心佛典’之影响对于建立中国文学批评之理论的整体的重要性”——亦即不是别人，正是叶氏才率先明言：刘勰所以能突破封闭的思维背景，全赖“外来之影响”。⑦叶氏如此强调外来刺激对中国文论更新之紧要性，当是为了替王氏的历史定位“造舆论”，因为在她眼中，王氏于晚清因受西学刺激而改观传统文论一事，实为“刘勰第二”，或是在近代条件下，做了刘勰曾做过的事。 但在我看来，更值得叶氏自珍，更引人深思的见解，恐不在于她提出了中国文论之思维革命有赖于外来影响，也不在于她为此所作的论证在大陆同类研究中最具心得，而在于：她所抓住的西学与中国文学批评之融汇这一命题，不仅是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中的敏感点，同时也是她用以测试王氏有否体系的试金石。 二 说起来，“西学与中国文学批评之融汇”一题仍源自王氏。叶氏曾以王氏《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术语之输入》诸文为凭，将王氏对“西学东渐”之姿态概括为“三点觉醒与一点原则”，⑧该原则即为“将西方之思想理论与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相融汇”。⑨但何谓融汇？在什么水平上融汇？王氏、叶氏皆未细说。我以为，就中西美学关系而言，其融汇至少有两种水平：思辨（工具理性）水平与观念（价值理性）水平。这就是说，融汇并非是在单一水平上，将东方国学之酒，机械地倒进西学思辨的瓶子里；融汇的真实涵义，应是指异域文化中所蕴含的，某些可能导致彼此亲和的因子之互渗或交接，即找到新的混同生长点——此，“生长点”当不囿于思辨水平，同时也包括观念水平，或是两种水平之交织。所谓“中西合璧”，说到底，便是这“生长点”的分泌物。此物既非纯国学，也非纯西学，既非洋为中用，也非中为洋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马非驴，却是更具活力的骡。 由此看来，融汇作为一种行为，其结果至少将出现叶氏所说的两种形态：“一种批评对象乃是新作家的新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原来就是从西方之思想理论的横截面中孕育出来的产品，他们本身原来就早已远离了中国传统的血缘，因此为之配备一套西式衣冠”，“往往会有十分贴切的感觉。可是对另一种对象，即古人传统的旧文学之作品则不然了。因为古人写作时之意识活动，与现代西方批评家之意识活动，其间实在有很大之差别，如果勉强把他们的作品套入西方的理论规范之中，则自然便不免会产生牵强抵牾之病了”。根子何在？叶氏以为就在未能“完美”地履行融汇原则，故“有时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援用就仅只成了李戴张冠的假借，而并未如食物之被消化吸收而将之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和生命”。⑩这在原则上，当为警策。但问题是具体落实到王氏身上，其批评美学就被叶氏截为前、后两组了：前期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几近囊括王氏1904-1907年间的主要美学著述，从《叔本华与尼采》到《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皆是；后期则以1908-1909年刊于《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为楷模。理由很明确：因《评论》领衔的前期著述“是完全凭藉西方既有之理论体系为基础，将之应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中来”，即“全盘西化”，斧痕犹重，未臻融汇；而《词话》所表征的后期著述“则是并不使用西方之体系而仅采纳其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某些重要概念，而将之融合入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之中，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批评理论来”，(11)近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为中西融汇之标本。可见，融汇与否确是叶氏赖以割裂王氏美学的整体关联的手术刀。若王氏美学真像叶氏所描述的那样，可被截为不甚相干的前后两块，“刀切豆腐两边光”，当然也就无所谓结构谨严之体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