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

      一

      撰写此书的私衷，窃欲对中国传统诗论中的“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那是被朱自清先生称作“最为缠夹”①的。萌生这样一份愿心，说来已是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一九八六年春。我由母校山东大学转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适值徐中玉、陈谦豫两位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我承担了《比兴编》这个专题。因为久已留心，路径比较熟悉，材料有所积蓄，再加旁搜曲索，不日便大致完工，共得十余万言。这还是直接论及到“兴”的。至于那些虽理通于“兴”而言未及“兴”，有助对“兴”的理解，也被我顺便辑录下来的，更数倍于此。将这些资料排比整理，通读一过，我忽然若有所悟：“兴”是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核心。但我不敢自信，颇怀踟躇。后来，偶然读到台湾学者周英雄先生的大文《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其中有云：

      兴的应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因为“托物言志”不仅和修辞有直接的关系，而间接牵涉到诗人处理物我的基本人生观。研究中国诗词，若能以兴为枢纽，进而循历史的一轴，追踪此一修辞与文学观之演化，则或能将中国诗词的精义，作更精确的界定。②

      这使我顿生一种“所见略同”的欣喜。当然也不过“略同”而已，他与我的视点大不相同。他着眼于中国的诗词创作，我着眼于中国的诗学思想。倘他果真写出一部专门论“兴”的大著，我想与我的《诗“兴”论》也势将面目迥异。理解与解释原本就具有个人性。不过至少在“核心”之见上，彼此是“一点通”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种不期然的心相契合，使我感到此道不孤，便决然地以“核心”命之。

      循历史的一轴，追踪兴义演变的源流端委，断离不开《诗经》学史，这也是我久已关注的课题，加以又对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颇感兴趣，便以《诗经接受史》为题，曾向学生开过两三度选修课。后来，这个选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但我深惮于两千余年纷纶纠结的《诗经》论辨，深惮于有“绝学”之称的经学，深愧于自己学力才力的绵薄，虽面对一大堆讲稿与资料，却迟迟不敢正式下笔。算来离社科基金的时间限度，业已愆期。不过，这却有助于本书的写作。

      《诗经接受史》所以使我觉“畏途岩”，还因为它包含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一条是经学的，一条是诗学的，二者互相纠结，彼此渗透。西方的解释学由诠释《荷马史诗》与《圣经》发展而来。在中国，《诗经》接受恰巧包括这两个侧面。由“诗”着眼，相当于诠释《荷马史诗》；由“经”着眼，又类乎诠释《圣经》（只不过一者归结于“神”，一者归结于“圣”），可谓一身而二任。为了啃下这个酸果，我必得双管齐下。但经学史非我所能，只得仰赖前人的著述，诗学史方面，我化费数年之力，写就一部《中国诗学思想史》，从一般学术思潮的背景考察诗学思想的变迁。但我深知这样一部枯躁的纯学术专著，在当今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经济效益”的，难以被接受出版面世，只得任其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撰写本书的《兴与文学思潮》部分，却得益于它不少。

      说这些题外之话，意在表明：我在探讨《诗经》接受的历史和诗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看法，特别是搜罗了大量资料。这本《诗“兴”论》容或有许多谬误，但它每一立论，都是具有资料为依据的。我的原则是让资料讲话，并且不避“堆积资料”之讥。据说治学之道，有高明者，有沉潜者。这颇象宋代理学与心学，有“下学而上达”，有“先立乎其大者”，有“支离事业”有“易简功夫”，互相讥嘲，左右佩剑。其实在我看来，仅就治学而言，只不过所入不同，非关才质：入自理论的，好逐玄微；入自历史的，好寻故实。我呢，真是“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既不能“高明”又不能“沉潜”，年光过尽，一事无成。

      以上算是写作缘起。

      二

      古人对“兴”的极其看重，可以举出许多例证。“毛公书传，独标兴体”且不去说，另如宋人罗大经谓“诗莫尚夫兴”，③明人谢榛称“凡诗者，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④赵南星称“诗也者，兴之所为也”，⑤清人方东树论“兴最诗之妙用”，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本书所论，却不仅限“兴”之一字，而囊括所有由“兴”组成的概念、范畴、命题，其骨干与支架有三，依时代先后有：“兴于诗”、“比兴”、“感兴”（“感物兴情”）。不错，它们并非同一层面。“感兴”说属于诗的发生层面，“比说”说属于诗的表达层面（比兴后来也常指内容本身，姑不论），“兴于诗”（或“诗可以兴”）属于诗的接受层面。我所以将它们扭结起来一锅煮是因为古人就将它们弄混了。兴的本义是“起”。汉人释“诗可以兴”为“引譬连类”，与释比兴之兴同，便是混淆的开始。此后的荦荦大者如：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词也。

      梁锺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目前之境，适与意会，偶然发于诗声，六义中所谓兴也。兴则触景而得……

      清阎尔梅《示二子作诗之法》：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也……其间参差错落，连类生情，触兴而来，兴尽而止。是赋、比、兴三者，原散见于《风》、《雅》、《颂》之中，而兴尤灵通于赋、比之外。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者，此也。兴，去音，而笺、注作平音，误矣。

      清黄宗羲《汪扶晨诗序》：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