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无疑,它是原始先民对周遭之客观世界把握、认知的结晶。原始先民的认知是一种前逻辑的、具体联想丰富而逻辑推理能力低下的非理性的认知,布留尔把它叫作“原始思维”,斯特劳斯则称之为“野性的思维”(也有人称象征思维)。不管怎么表达,它与知解力高度发达的理性思维似乎是判然而异的。因此,就神话的总体、尤其是原始状态的神话而言,它与理性思维是攀不上亲、搭不上界的。 而“悲剧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冲破了物我混一的混沌、麻木状态,直面真实的现实人生,以独特的感性形式对人类的苦难和困境发出终极的问询,闪耀着人类理性的熠熠光芒。这种趋向于理性的思维形式,好象也无法与“野性的”原始思维“组合”在一起。或者换言之,作为人类思维低级阶段的文化之果的神话,似乎很难与悲剧意识发生纠葛。 然而,当我们细细品味作为我国文学“源头”的古代神话传说,却不难感受到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悲剧氛围。其中众多的神性英雄以其崇高的精神、执著的追求、慷慨的死难和献身,铸造了恢闳而伟岸的悲剧英雄群象,并以其特有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的崇高与悲壮,展示了震憾人心的“永恒”的艺术魅力。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一种“原始文化”与“理性文化”的神奇交融! 一 当人类赤条条地来到地球上,他们首先遇到的就是大自然的挑战。人要维系生命,首先要吃喝住穿。但据人类学家考证,原始人的狞猎是十分艰辛的。尽管他们不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但却还是难以经常猎取到充足的食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时刻有遭受猛兽袭击的危险,面临洪水、地震、干旱等自然威胁。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几乎都有洪水神话,无疑是原始人严酷恶劣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十日并出,则是古老中华大地上特有的持续干旱现象在先民头脑中扭曲反映的产物。见于《淮南子》的两段神话无疑最能表现原始人在大自然中的险恶处境: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
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览冥训》)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
、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本经训》) 正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原始的宗教意识产生了。原始先民以其原始的思维方式,塑造了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神和神性英雄。补苍天、立四极、济翼州、止淫水的女娲,以及“上射九日下杀猰
、断修蛇、禽封豨”的羿,正是其突出的典型。 显而易见,女娲和羿都是无所不能的神性英雄,他们的行动和伟业,无不充满着理想化的色彩,洋溢着古先民深切的渴望。但是,这毕竟只是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而没有反映他们所需付出的代价,和现实终究有着遥远的距离。 相比之下,《山海经》中的几则神话则更接近现实,其中的英雄也更易于使我们产生崇敬与同情: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足赤,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北山经》) 这则神话显然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母权制时期。精卫这个神灵(炎帝)之女,尚未获得人形,却有了人的意志,是一个“人格化的神灵”。与无所不能的女娲和战无不胜的羿相比较,精卫身上的“神性”显然淡薄了。她已不是万能的神灵,而是一个弱小的人间女子,并幻化为一只小鸟。她的弱小显示了原始人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与恐惧,显示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无比缈小和无助。但是,她口衔木石而填海不缀的举动,表现了人类与大自然抗争、搏斗的不懈努力和坚强意志,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她的死,无疑象征了人类在和大自然的拼争搏斗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再看“夸父逐日”神话的记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千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大荒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谓,河谓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 夸父形象产生于父权制氏族社会以后。两段记载虽略有不同,但文中的夸父却没有差异,都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的典型。他气度宏伟,敢于与太阳竞走,象征了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顽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他无所畏惧,不屈不挠,虽然终于无法抵御太阳的炎热口渴而死,但他逐日的壮举却向我们展示了永恒的崇高与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