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咏竹文学的形成、演进及其文化内涵

      当你遨游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海洋，一首首神韵独具的咏竹诗就会使你流连忘返。竹，是中国古代诗人咏不尽的对象；竹，凝聚着无数文学家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融注了他们多少炽热的情感和睿智的思索；竹，实在是中国古代一种极富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符号。

      一、从文学中的符号到文学符号

      竹从进入文学作为意境的一项辅助构件，到成为诗文主要指绘的中心意象，即从文学中的符号到文学符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在文学中，竹艺术符号化的历程经历了滥觞、形成、鼎盛、发展四个阶段。

      1、先秦两汉：滥觞期

      早在原始社会，竹即为中国先民们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一种重要材料，成为其生产生活常备常用的物品，因而原始歌谣把竹作为一种物象进行描绘。以现存典籍来看，《弹歌》应为中国诗歌史上最早咏及竹的作品了，它歌唱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在这首歌谣中，竹仅仅被当作弓的制作材料提及，歌谣主旨并非歌咏竹本身，而是表现弓的制作及用于打猎的过程，对竹在本质上并未倾注更多的情感、观念与审美情趣。

      历史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揭开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新篇，中国古代文学建造出第一座光照千秋的丰碑——先秦文学，创造了《诗经》和《楚辞》两颗璀璨的明珠。《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直接源头，其中已有诸多咏及竹的篇什和诗句，或以之为比，或以之为兴，构成诗歌意境的要素之一。

      《诗经》、《楚辞》中写到簟、筐、箕、管、筥、笥、笱、笠、笿、簏等各种竹器的篇什俯拾即是，直接引竹入诗、描绘竹的篇章亦不鲜见，有三篇之多。如《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又“瞻彼淇奥，绿竹青青。”又：“瞻彼淇奥，绿竹如箦。”三章起始均以绿竹为兴。朱熹注云：“淇上多竹，汉世犹然，所谓淇园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卫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绿竹始生之美盛，兴其学问自修之进益也。”“青青，坚刚茂盛之貌。以竹之坚刚茂盛，兴其服饰之尊严，而见其德之称也。”“箦，栈也。竹之密比拟之，则盛之至也。以竹之至盛兴其德之成就也。”把诗意归结为赞美卫武公之德行，未免牵强，但认为竹作为起兴有其内涵却属不妄之论。在这首诗中，竹虽然只是作为每章之首比兴的植物，仅为诗人偶然拈来以构筑意境的物象之一，然而却已被赋予了一些象征意味，在竹与其所指之间构筑起临时性的符号代码——信息指称关系。《小雅·斯干》中亦有句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郑玄笺云：“言时民殷众如竹之本生矣。”孔颖达疏曰：“竹言苞，以竹笱丛生而本概也。”其诗相传为周宣王建造宫室时所唱之诗，以竹苞即竹茂盛比喻家族兴盛。这里《诗经》赋予竹另一种象征意义，在竹与其所指之间构筑起另一符号代码——信息指称关系。此外，《诗经》中尚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卫风·竹竿》），“其维何，维笱及蒲”（《大雅·韩奕》）等写到竹的诗句，《楚辞》中亦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等描绘到竹的诗句。但竹与《诗经》、《楚辞》中其它动植物一样，尚未摆脱“做引子”①的地位，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给兴所下的定义）之“他物”，还不是“己物”，也就是说，竹既不是诗的主题，也未能与作者所要表现的情趣、感受融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仅只是情趣、感受的衬托。虽然说“诗之咏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②未免牵强，“然而这种以鸟兽虫鱼为比兴而引发情感的作用，确实已经孕育了后世诗歌的咏物之作去发展的一颗潜伏的种子。”③

      汉赋中有“修竹檀欒，夹水碧鲜”（枚乘《梁王兔国赋》）之句；汉乐府民歌与古诗亦有咏及竹者，如“竹竿何嫋嫋，鱼尾何”（《汉乐府·白头吟》），“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前者以竹竿钓鱼，喻男女情爱相投；后者以竹托根于大山之坳，喻妇女托身于君子（或认为女子婚前依于父母）。这些诗中描写竹的诗句与表现情感、叙述事件的诗句之间不再象《诗经》那样彼此在形式上相隔，各自形成独立的语言单元，而是在语言形式上基本做到了浑然一体，然而，竹的意象与作者所抒之情、所叙之事之间的内在关系仍未能达到水乳交融。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三百篇所写者仍毕竟是以情志为主体，而并不以物为主体，所以‘三百篇’虽然亦有鸟兽草木之名，但却不能目之为咏物之诗篇。”④

      在先秦两汉文学即竹文化的滥觞期，咏及竹的诗句已出现，或以竹为兴，或以竹为比，成为诗歌抒发情感和叙述事件的“引子”、背景或喻依，仅为诗歌内容和意象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贯穿全诗的主题与中心意象，即只是艺术中的符号而不是艺术符号，还没有达到二元合一、水乳交融的境界。尽管如此，先秦两汉文学已初露咏竹诗的端倪，形成了咏竹诗的胚胎。在中华文化母腹中，这个胚胎终究会成长为“婴儿”并呱呱坠地的。

      2、魏晋南北朝：形成期

      汉末“品题人物”的清议，至魏晋之际演化为“辨名析理”的清谈，并吸收儒道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形成了玄学思潮。崇尚自然、游玩山水、欣赏风光是玄学家及名士谈论的中心议题与生活情趣，于是，自然山水不再是冷漠、异己之物，而是名士们逃避现实、摆脱痛苦的避难所和怡神荡性、渲泄自我之境地，成为人的外在延伸和精神世界的具体表现，成为“人化的自然”。竹，作为“人化的自然”的一部分，为人们所喜爱、所陶醉、所歌咏。《晋书·王徽之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徽之性卓荦不羁，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耶！”赏竹、赋诗、赞竹、咏竹之风日盛，朝野名士趋之若鹜，骚人墨客始著意于此。晋代玄学家郭璞始作《桃枝竹赞》，曰：“蟠家美竹，厥号桃枝。丛薄幽蔼，从容郁猗。簟以安寝，杖以扶危。”这是对其功用的赞美。江逌继作《竹赋》，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纯枝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托宗爽垲，列族圃田，缘崇岭，带回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惊风，茂寒乡，藉坚冰，负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润本，承清露以濯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进一步对竹自身的一些特性进行了细致描绘与赞颂。此外，尚有王羲之的《邛竹杖贴》、戴逵的《松竹赞》等文与赋。晋代的咏竹文学，体裁限于文与赋，诗歌尚未出现，而这些文、赋恪守“赋者，铺也”（《文心雕龙·论赋》）的体裁，主要采用“铺采摛文”的手法排列竹的特性，描写呆板生硬，并且议论多于抒情，带有较浓厚的玄言气氛。这时期的竹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符号，但毕竟已上升为作品的主要意象，贯穿于全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