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是以冷战著称于世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冷战双方运用各自拥有的一切资源在全球范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和争夺，恐惧和绝望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冷战的终结使和平、合作与发展从虚幻的理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前景。然而，冷战后的现实却让人依然困顿和迷惘：新的世界并不太平，冲突和战争依然是人类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而又束手无策的严酷现实。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各式理论加以阐释，并试图从不同侧面去影响历史进程。本文从文化博弈的角度对冷战及冷战后的全球政治进行反思，探讨文化因素在冷战以来的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不同时期文化博弈的性质、范围及特点，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一、冷战与文化博弈 冷战是几千年来人类的一次独特经历。它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和较量。它始于1947年，以“杜鲁门主义”演说为标志；终于1991年，以柏林墙倒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以及苏联解体为标志。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成机构，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观点、思想及其相应的制度”。[1](P10)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博弈问题。 冷战既是对立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较量，也是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搏杀，是一场争夺文化制高点的战争。所不同的是，文化博弈是一种最和平、最文明的斗争方式，一种“软冲突”。它不直接表现为外在的物化力量的对抗，斗争的胜利也不在于获得更多的疆域和物质利益，而在于掌握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文化博弈既是冷战的一个方面，是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往往成为其他“硬冲突”的诱因，它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往往比其他斗争方式更强烈，影响更深远。 冷战时期的文化博弈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主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的较量，其他非主流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与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一样，冷战时期的全球文化也处在东西方两大主流文化的主导之下，全球性的、势不两立的殊死搏斗主要存在于两大文化派系之间，非主流文化则或者受到抑制，或者从属于两大主流文化。第二，集中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姓“资”姓“社”的色彩非常浓厚。苏联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以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美国则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力图使世界朝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第三，斗争遍及世界各个地区，不仅针对敌方阵营，也涉及广大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国家。杜鲁门著名的“第四点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亚、非、拉广大落后地区输出美国的文化、知识和技术，防止其“共产主义化”。第四，在对外文化斗争中，双方均采用双重或多重标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极权”，美国竭力加以诋毁和攻击，但却公开支持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智利的民选政府而建立军事独裁。苏联则从60年代起与社会主义中国尖锐对立，而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建立了同盟关系。 在冷战时期的文化博弈中，东西方的攻守态势前后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冷战初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国家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的影响，被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思潮”，反对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斗争在西方国家风起云涌。因此，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态势表现为东攻西守。所谓“遏制”政策、“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等都表现了西方对社会主义思想扩散的担忧。“麦卡锡主义”更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恐惧，也是对自己人民缺乏信心的表现。在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前者力主不干涉内政，强调不应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后者则对共产主义通过“和平竞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并认为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但从60年代起，上述攻守态势开始发生逆转，西方日益占居上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则逐渐失去以往的影响力，并发生了严重危机。1961年建造柏林墙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东德和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方，“可靠地堵塞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在西柏林全境的四周(包括西柏林同民主柏林交界地方)实行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监视”。[2](P242)在1972—1975年的欧安会会议上，西方力争的是东西方之间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即所谓“赫尔辛基精神”；而东方集团则竭力以此换取西方对东西欧现有边界的承认。仅此一点就表明，东西方在思想战线上的攻守态势已发生根本转变。80年代以后，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逐渐下降，相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时尚。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取消对西方文化的限制，并在国内实行政治“公开性”政策，抵御西方“思想侵蚀”的堤坝彻底崩溃，苏东集团最终输掉了这场文化斗争。 对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美国有人指出，“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是因为外交官的技艺，而是凭借着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力量。”[3](P1)我国有学者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缓和、松动与“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往来，人民就会有所比较，就会失去忍受以往艰苦条件的动力，社会主义就将难以为继。[4](P16)但问题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何以会成为对西方的让步，何以会对社会主义不利?如果是担心西方的“和平演变”，那为何不能针锋相对，对西方也开展一场“和平演变”?因为对双方来说，“和平演变”成功的几率是相同的，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实际上，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主要在内因，并不完全取决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问题也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在于哪种制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追求发展和平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4](P3—4)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以牺牲个人的发展，因而也牺牲社会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分配上的平等，即机械地追求缩小贫富差距。而西方追求的则是机会均等，即起跑线上的平等，同时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适当控制贫富差距。“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做出贡献。而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象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4](P12—13)在苏联，“民主”在口头上用的并不比西方少，但却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把“自由”、“民主”的专利送给了西方国家。这种内部制约因素完全窒息了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谈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难以“理直气壮”，更难以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吸引力。苏联国内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霸权主义的张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和战争等，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形成了强烈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