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在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日美同盟是惟一继续保持并加强冷战形态的双边关系。近年来，学界同人除了对日美关系进行实证性分析之外，一些文章还运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某些流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笔者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甚至建构主义固然可以从某一侧面对国际关系中的某种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但对于研究冷战后日美同盟“再定义”这类复杂问题，孤立运用一种理论范式，不仅不能给人以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往往使研究者陷入方法选择上的误区，而忽视对问题本身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而有选择地运用上述三种理论进行多角度分析则不仅可以摆脱上述困境，获得对日美安全关系的深层次理解，而且有助于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下新的尝试。 一 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是为权力而斗争，权力斗争表现为一国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为了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致发生战争，就必须建立均势(balance of power)，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均衡状态。在建立均势的五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结盟。 摩根索认为，在多国体系中，联盟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要么增加自己的权力，要么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自己的权力上，要么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进行后两种选择时，便执行了联盟政策。(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其动机是在面临直接或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对潜在的对手构成威慑，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或在威慑失败后击败对手，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 现实主义可以对冷战后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动因作出比较有力的解释。首先，正如摩根索结盟理论的第二点所揭示的那样，借助日本的力量和地缘政治优势，可以扩大美国的权力，主宰东亚的安全秩序，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因为如此，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报告》将日美安全同盟定位为“美国新时期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关键和美国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战略的根本”。根据上述精神，美国把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十万驻军，加强美日双边军事联盟关系，当作保持其在亚太主导地位的基石。这也是日美同盟再定义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维持权力以应对东亚地区诸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之类的“潜伏着”的不稳定因素当作再定义的根本原因，就很难对以下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即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因素”，根本无法与冷战恐怖相提并论。日美即使维持原有的安全合作体制，也完全具有干预东亚任何事态的能力。(注：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2、262页。)其次，在美国看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力量均衡结构并保持地区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随着美、日、中、俄以及东盟几大力量此消彼长，多极化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势头引人注目。而且多极化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特殊状态存在某种吻合。东亚地区的多数国家正处于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巩固并成长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维护尤为敏感。这一特定阶段所形成的地区均势结构因各大力量对权力和实力的追求而显得较为脆弱。而且，由于缺乏共同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约束，东亚地区的均势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功能性不足，这也必然影响到均势结构持久维持的稳定性。而在美国看来，均势结构的不稳定，尤其是地区大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力量平衡结构带来剧烈冲击，这无疑会对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形成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做到未雨绸缪，地理上的非东亚国家美国与日本加固同盟显然有助于构筑对自己有利的地区战略态势。第三，通过对日美同盟再定义，防止日本与地区其他大国为抗衡美国而加强联合，在限制其潜在对手力量增长的同时，对日本的“脱美”倾向进行约束，将日本的自主独立性以及在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力限制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防止其军国主义化并再度对美构成威胁。这也就是所谓的“瓶盖论”。 从日本方面看，二战结束以来，成为政治大国一直是日本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而政 治大国化除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这个日本已经具备的基本条件之外，还离不开军事实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这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正是出于对后两个条件的追求，促使日本从日美双边安全关系以及东亚安全形势两个层面反思自身的安全战略。在日美双边关系中，日本身处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希望走出“美主日从”的不平等关系的阴影，与美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增强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冷战结束之初，日本的大国主义思潮盛行，日本一度将美国当作对手，致使日美关系出现“漂流”状态。另一方面，日本的实力又不足以拒绝美国的领导，抛弃日美联盟，独自承担自己的安全防务。如果在国力还无法与美国抗衡的情况下与美国叫板，其结果必然是美国的警惕和敲打，对实现政治大国目标造成根本性损害。因此，日本惟一理想的选择是在日美安全关系的既定框架下，通过适度的调整，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解决日美关系不均衡及自身独立性问题。再从地区安全形势看，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开始把中国当作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利益的挑战者。单凭自己的力量以及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日本很难确保对华战略优势。而通过加固联盟则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弥补自身的脆弱，扩大自身的权力，更好地应对所谓中国的“威胁”，构筑地区均势；又可以把中国推向美国的对立面，大大缓解来自美国的敲打。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将强化日美安全同盟当作日美安全关系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拖住美国，日本甚至暗示将以核武装化来应对日美联盟可能的解体。前首相宫泽喜一就曾声称：“美军从亚洲撤退将导致中国的军事超级大国化，其结果日本只能选择核武装。”(注：“選択”1996年4月号、46页。) 然而，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量是有限的。均势理论指出，为了保持国际系统中力量的均衡分布，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处于绝对优势或控制全局的地位，往往是力量较弱的国家之间通过结为联盟以对抗某个强权国家。依据这一逻辑，应该是日本和中国或东亚其他国家联合以平衡美国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显然，寻求完整的解释单靠现实主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借助自由主义的解释工具。 二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民主和平论”认为：单位层次上民主政治结构(自变量)和民主和平(应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民主国家内部公众舆论和政治机构的监督和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以及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由于非民主国家没有这些限制因素，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往往发生冲突。(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1—4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