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阐明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变迁，先要弄清楚何为亚太?其次是亚太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哪些大国，即亚太大国体系中包括哪些角色?这是两个入门问题，但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作为政治地理学概念，亚太概念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动态性，它的地域范围依随时势变化而变动，且呈现持续扩张态势。国际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战略家以及军人、学者等，依据各自“专业”需要，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亚太地域范围作过多种多样的界定并大体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所谓“小亚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传统的亚太概念，其地域范围仅限于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各国各地区，即亚洲东部及其附属的各岛屿，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国。第二种意见是所谓“中亚太”。其地域范围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北亚，以及西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等共有40余个国家。中亚太较多地反映当前政治、经济现实，因而为较多的人接受。第三种意见是所谓“大亚太”。“大亚太”地域范围又分为两种：一是南北纵向，自东亚往南拓展，相当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包括北美、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和南美洲各国及大洋洲，但不包括南亚、中亚、西亚；二是东西横向，自北美往西向中东拓展，包括亚洲所有国家和地区、南北美太平洋沿岸国家及太平洋各岛国。[1](P.74)[2](P.24)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亚太未来的地域扩展方向。 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变迁与亚太地域范围的变动有不可解脱的密切关联。随着亚太范围的不断拓展，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变迁内容更丰富、更复杂，并形成四个明显的变化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亚太地域范围狭隘，与所谓“小亚太”相吻合，中国是当时亚太惟一的、古典式“超级大国”。183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同比的29.8%，居世界第一。甚至到了1900年，中国制造业仍占世界同比的6.2%，大大超过日本，居亚太第一。[3](P.10)因而当时亚太的大国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单极”模式，中国是亚太的中心，亚太国际关系主要是周边国家与中国这个古典“超级大国”的关系。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亚太大国关系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亚太渐次形成一种发育不完全的、被扭曲的、异常复杂的多极体系。在区域内，日本经“明治维新”，迅速近代化并崛起为亚太大国，取代中国在亚太的“超强”地位。在区域外，英、法、俄、德、美诸强也矛头东指，大举侵入亚太，并各自在亚太取得了战略立足点：英国占了马来半岛、香港；美国占了菲律宾；法国占了印度支那；德国占了胶洲湾；俄国甚至直接成为了亚太国家。亚太“门户”向西方列强彻底“开放”。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老大衰朽，从亚太大国体系中的主体沦为客体，成为列强瓜分对象。美欧列强，再加上日本，共同主导亚太事务。围绕瓜分“中华帝国遗产”问题，各大国矛盾重重，在中国及其周边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日德争夺山东的战争及中日14年战争和美日太平洋战争等，给亚太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亚太一个最动荡的历史阶段。 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契机，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影响，亚太政治地理范围扩大到北美、苏联远东部分、蒙古和大洋洲。亚太大国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战败，英法德相继从亚太撤退。苏联红军进驻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美国军队则进驻亚太的日本、朝鲜半岛南部、菲律宾等国。美苏两国成为亚太主导型大国，两极体系扩展到亚太。美苏对立成为亚太大国体系的基本矛盾，制约其它矛盾的发展演变，美苏冷战也扩大到亚太。亚太其它力量或依附于美国(如日本)，或与苏联结盟(如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两极体系的补充物。两极对立是亚太爆发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直接原因。20世纪70年代，因日本崛起及中国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破裂，亚太两极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呈现朝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苏联军事实力的畸形发展和扩张，尤其是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促成亚太美中日等大国结成抗苏统一阵线。美苏争霸依然是亚太大国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亚太多极化依然是未竟事业。 亚太大国关系变迁的第四阶段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起点。此时全球化、区域化的新进展导致亚太各国政治、经济、安全联系普遍加强，亚太的政治地理范围第二次扩大，政治家、战略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开始把南亚、中亚纳入亚太范围，逐步形成了所谓“大亚太观”。 苏联解体直接导致亚太两极体系完全崩溃。但是，亚太两级体制垮台后，亚太大国体制和大国关系向何处发展、演变，前景并不明朗。理论上，苏联解体后的亚太力量布局为历史提供了最少三种可供选择的政治替代。一是单极体制。苏联解体在使美国成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的同时，也使美国成为亚太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有不少人在梦想美国“领导”世界的同时，也谋求美国实现对亚太的“领导”。二是形成“新两极”，即中美两极结构替代美苏两极对抗。[4](P.82—84)三是多极体制，即美、中、日、俄、印和东盟六强并立，共同主宰亚太事务。但是，冷战后10年亚太大国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与这三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形似而质异，都不完全吻合。 首先，冷战后的亚太没有形成所谓单极体制，也不存在向单极趋势发展的条件。冷战后的美国的确是亚太惟一超强大国，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亚太各国之和，军事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无论在常规领域还是核领域，也超过亚太各国之和。它还通过与日、韩、澳、非、泰等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在亚太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军事同盟体系，并与新加坡、印度等国保持军事合作关系。为控制亚太，它在日、韩等国及关岛等地继续维持10万前沿驻军和庞大的基地网，2001年又通过反恐战争在中亚取得了军事立足点。冷战后10年，美国充分动用其优势力量及每一个机会，更深、更全面地介入了亚太事务，尤其积极介入亚太各热点的冲突、危机和纠纷。它是朝鲜半岛“四方会谈”和美朝会谈的主角；它通过对台军售及与台维持半官方关系、定期不定期地在台海武力示威继续介入中国未完成的“内战”；它的海空军在南海水域及亚太主要海空航道定期巡航；它对东南亚的政治冲突和南亚克什米尔问题也格外关注；反恐战争又将其战略关注点引向中亚和阿富汗；它还对中、俄实行“接触加防范”政策，以维持亚太形势的“适度紧张”。通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多边组织，美国在政治上更像是亚太的一员。经济上，美国与亚太的贸易量已超过美欧贸易，美国在亚太的投资额也直追其在欧洲的投资额。但是，美国仍然未能实现它对亚太事务的单极主导。亚太倚陆跨海，地域太辽阔，国家、人口太多，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及语言、民族、种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尤其具有多样性特征，不但俄、印、日本和中国等主要力量中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即使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也有很强的自主性，不愿接受单极主导。而亚太再重要，也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局部，美国不可能在亚太全力以赴。冷战后10年，美国谋求控制亚太事务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东北亚，“四方会谈”停滞不前，美朝会谈时断时续，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一步步削弱，1996年的台海危机表明，亚太各国并不积极支持美国的“保台”政策；在东南亚，美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自私反应使东南亚国家大失所望，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在价值观问题上对美迭有批评；在南亚，印巴不理睬美国的压力，进行核试验，强行闯入核俱乐部，沉重打击了美国精心设计的核不扩散体制。中俄对美国的“防范”政治也进行了不懈斗争。简言之，美国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控制亚太事务，亚太历史进程仍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