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一方面使美国的战略家感到共产主义威胁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更强化了他们要消除共产主义的信念，因此，负有反共“神圣使命”的美国是不会轻易放过包括朝鲜在内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就深深地打上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是影响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是“朝鲜威胁论”的重要内涵 冷战时期美国对朝政策完全被纳入了冷战的框架，即将朝鲜看成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和苏联进行扩张的工具。不过，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曾使美国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全球战略方针，即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并且遭受了严重的直接损失。此后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对朝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朝政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保持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对朝鲜进行军事遏制。直到80年代末，美国仍然认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南朝鲜，苏联额外提供的武器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注：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第23页。)。不过，美国仍然没有忘记“和平演变”这一手。所以在对朝鲜实行遏制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利用它的影响鼓励朝鲜人进行民主改革”(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123页。)。然而，对朝鲜的“和平演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80年代末绝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危机加重时，朝鲜被美国划入“没有危机”的国家之列，它“在维持社会压迫和实行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方面更有成效”(注：[美]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译：《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277页。)。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一度减弱对朝鲜的重视程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威胁性减弱。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苏东剧变的冲击波会很快把朝鲜冲垮的幻想。在1990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朝鲜问题只提到：“美国对大韩民国承担的义务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寻求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完全赞同汉城为举行富有成果的南北对话所做出的努力。”(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157～158页。)可以看出，美国此时对朝“和平演变”的倾向有所增强，希望朝鲜半岛能按照德国的模式实现统一。 不过，到了1991年，核武器问题成了美朝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1991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同韩国一起“力图说服北朝鲜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坚信朝鲜半岛真正的稳定，只有通过南北方直接对话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又“对北朝鲜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越来越关注，并认为这已成为朝鲜半岛最紧迫的安全问题”(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204页。)。1992年，美国正式提出怀疑朝鲜正在发展研究核武器，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从5月份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进行了6次检查，调查结果表明，朝鲜的核技术尚处在低级阶段。但是美国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在一个月内做出答复，接受对其宁边地区进行“特别检查”，否则将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和韩国不得在朝鲜核问题解决之前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对美国的高压手段，朝鲜针锋相对，于1993年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指责“美国在韩国仍然储存着核武器”，美国所要求的“特别检查”是对朝“民族自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美朝关系高度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美国并不想通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在中国等有关国家的调停下，美国与朝鲜进行了谈判，最后于1994年10月达成协议，使因核问题引起的紧张气氛得以缓和(注：薛君度、陆忠伟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周边形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17页。)。然而，此次危机虽然渡过，但核问题却使美国对朝鲜更不放心，更加认为朝鲜“对国际和平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且美国一些政要还建议：“在它不再成为威胁以前，我们应该继续把它看作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国家”(注：[美]尼克松著、范建民等译：《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也有人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强硬派强调，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只起到了延缓北朝鲜垮台的作用”(注：Selig S.Harrison,“Promoting a Soft Landing in Korea”，Foreign Policy,Spring 1997,p.57～58.)。 不管怎样，核危机使此后的对朝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棋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1994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政府表示要“做出努力确保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为此美国要对这一地区承担重大的义务，同时提出两手措施：“倘若北朝鲜能开诚布公并使其核计划的主要部分‘冻结起来’，我们准备同它进行广泛的、彻底的会谈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如果北朝鲜追求发展核武器，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与盟国和友好国家一起确保南朝鲜的安全，并保持对平壤政权的国际压力。我们的长期目标仍然是实现一个无核化、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注：上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第285～286页。)克林顿在其著作《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中，在谈到对朝政策问题时，仍强调对朝鲜“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设防最密的边界，平壤维持着总数达100万人的常备军”，而且正在实行“核开发计划”，而美国“决心阻止北朝鲜建立核力量”。不过，克林顿也宣称，“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注：[美]比尔·克林顿著、金灿荣等译：《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 归结起来，美国对朝政策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核武器因素，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因素。与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北朝鲜“有能力构成对外威胁”，在美国眼中，“北朝鲜不但对南韩，而且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注：上引《超越和平》，第113～114页。)，所以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重视朝鲜。但是核武器因素只是一方面，对比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实际有核国家的政策可以看出，将朝鲜看成威胁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意识形态。冷战后，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更多地是与推进民主这个安全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关于推进民主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阐述得非常精辟：“推进民主既是国家利益也是一个软力量之源，尽管这种力量所发挥的作用经常是不够集中并且是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推进民主既有意识形态利益，又有实际利益。”(注：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3.)笔者极为赞同奈的观点。美国的这种对外政策理念和目标不可能不作用于对朝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