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题提出 近年来虽然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但对其定义并无统一的标准，各种理论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是诞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点新方法。但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经济历史学的制度推动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主导论、企业经济学的工业主宰论还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的因素组合论，都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国际竞争力的活力渊源，大都强调一国国民经济部门和企业在全球竞争下的生存能力，注重一国的经济及生产能力。笔者认为这些定义忽略了经济层次下更为深刻的东西，如文化、政治制度和体制等等，容易导致唯经济的误区。由是笔者赞成更加宽泛的定义，大致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地区)在既定国际环境下，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条件(竞争资产)和转化能力(竞争转化能力)创造可比价值的能力”(注：吴施楠、韩承平：“国际竞争力分析”，《东疆学刊》，2000第1期，第51页。)。 无疑，在影响一国竞争力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重要的且我们常常求助于的一种解释。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说：“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中弄懂了什么，那就是几乎一切差异的根源都在于文化。”(注：亚历山大·斯蒂尔：“国家富不富文化最重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第40页。)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强调，新教改革运动中的强调个人责任为资本主义革命提供了内部动力，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则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障碍。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阐述战略与国际环境、国家文化、民族精神和社会道义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传统文化的愈益严重的保守性是中华帝国闭关自守、裹足不前并终于羸弱不堪的深层原因，而日本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武士崇拜和等级伦理是它扩张侵略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并且使之一度拥有国际力量竞争中其余国家难以攀比的一项“精神优势”。(注：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转见《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51—52页。) 文化的解释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单一的文化分析视野过于单薄。如果文化真的有用，或者将所有的因素归结于文化，则无法解释同一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更替。而且即使文化是一重要因素，就一定与一国竞争力的强弱构成了因果关系吗?众多文化分析的观点给笔者的印象是：在论证时武断地截断了历史，仅仅选取了有利于其论点的证据。这甚至是一种相当“懒惰”的方法。的确，如果一切皆归因于文化，岂不近于命运天定! 基于一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制度及其运行体制——的建构最终影响和制约着一国竞争力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命运。“不同国家在历史上的绩效从根本上说受制度演变方式的影响。”(注：[德]Douglass C.North：《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页。)自由、开放、民主的体制和封闭、专制的体制难道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会得到同样的馈报吗?管理的低效率和经济上对新科技反应迟钝的封建官僚体制能阻挡资本主义火与剑的攻势?正如近代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滞后与衰败，除了其固有文化的作用，如其思辩性的思维排斥严密的科学理论，讲究实用的儒家思想和缺乏科学实验的精神等等，还在于受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影响的制度的安排，即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和阻碍作用。(注：关于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具体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杂志主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及杨润根：《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现代化资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春季号，第127—136页。)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制度的统治非常成功；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限制商会的范围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注：[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这也正说明为什么与中国文化同属儒家文化的日本文化，在历史上也曾经积贫积弱，最终两者却走上了迥然相异的道路，亦可反证中国今日体现的活力与进步。 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所论及的发达社会和“遏止领先”法则，(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37—538页。)笔者认为毋宁说是一种制度的使然。当一种在历史上曾经推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制度，在经过历史的风云后，产生了一种笔者称之为的“制度的惰性”，在制度主义看来则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即在政治过程中缺乏类似市场强有力的竞争机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不足和学习其他制度的愿望不强烈，在政治社会中存在抵制制度变革的现象。由于制度是保护利益的屏障，所以最初所选择的制度在回报率递增机制作用下，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不少国家传统制度的历史命运足以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