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谈论东亚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不适切，而对于在东亚具有最大国际政治影响的美国的国内“鹰派”势力，连同对于广义的东亚(即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各处那些过于悲观地看待本国安全形势、或者过于急切地企盼本国权势增长的人们来说，简直根本不相干。 一方面，美国近两年来先后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退出反导条约，创设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并且积极酝酿、宣布或贯彻一套以显著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为一大要义的新军事原则，包括近来引起严重关切与广泛抨击的美国“核态势重新评估”和“先发制人”信条。(注：参见下列评论：时殷弘、崔建树：“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从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谈起”，《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1期；时殷弘：“美国国家导弹计划和中国的对策”，《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朱锋：“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意味什么”，《环球时报》2001年12月20日；朱锋：“美国要怎样先发制人”，《环球时报》2002年6月27日。)所有这些导致国际军控体制及其信念基础业已近乎被颠覆，或者至少面临被颠覆的严重危险，而如果考虑到“9·11”以来对于遭到突然袭击的美国全国安全恐慌、在此背景下大大加剧了的改造美国整个军事机器的强劲趋势、布什政府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哲学和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广泛深厚的精英舆论基础和公众情绪支持，情况就更是如此。(注：关于“9·11”事件以来的这些因素，参见时殷弘：“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王辑思：“美国社会在发生变化”，《环球时报》，2001年11月16日；李晓岗、王珊：“美国正谋划世界新秩序”，《环球时报》，2002年5月23日。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最著名国际关系理论表述和倡导，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这部著作受到美国许多鹰派/准鹰派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对外政策思想家的高度赞扬。它开宗明义地说：“国际政治一向是一种冷酷无情和危险的事情，而且很可能仍将如此。尽管它们之间竞争的烈度有起有伏，但强国互相惧怕，总是竞争权势。每个国家的压倒性目的都在于使它自己在世界权势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化，这意味着以其他国家为代价获取权势。然而，强国并不仅仅力求成为所有强国中最强的国家……它们的终极目的是成为霸主，即(国际)体系中唯一的强国。”(Ibid.,p.2.)作者在该书末章的“结论”一节里写道：“前面的所有分析对未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意味着什么?很清楚，美国在21世纪初期可能面临的最危险情景，在于中国变成东北亚的潜在霸主……使得未来的中国威胁令人如此担忧的是，中国可能比美国在20世纪对抗过的任何一个潜在霸主强大得多，危险得多。威廉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其对抗期间，都不具有接近于美国那么大的潜在力量。然而，如果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型香港，它将很可能具有大约四倍于美国的潜在力量，使中国能够在东北亚取得对美国的决定性军事优势……不仅如此，在随后而来的中美两国间全球性竞争中，中国很可能是个更为强大可怕的超级大国。”“这种美国对华政策(即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是误导性的。一个富裕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而会是一个决心取得区域霸权的侵略性国家。事实上，国际体系的强有力的结构性规定很可能迫使美国在不久的将来抛弃其建设性接触政策。确实，有迹象表明新的布什政府已在这个方向上走出了最初几步。”(Ibid.,p.401—402.))比较精确地说，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情景相比，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对美国而言，已经从一个较多地侧重于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问题，变成了很大程度上仅就防止对美国的突然袭击才真正重要的、美国一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和现有国际体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近乎一落千丈。它们可以说已经或正在失去历来的主要推动力和主导者，与此同时原有的多种原则、规范、规则、组织机制和共同信念不是已经被弃置，就是处于严重的混乱和失能状态中。可想而知，就东亚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总面貌和总气氛而言，美国方面的上述变化会造成怎样广泛和深重的恶性影响。 另一方面，东亚当地一些重要国家在军备扩充和升级及其实际使用方面的意愿显著增长，相关的行动略微夸大地说层出不穷，政府内外对于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信念与希望处于被侵蚀和被削弱状况，其程度达到了这两个概念显著见于东亚国际政治议程以来最严重的地步。东亚和世界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崛起为新的核武国家，对于印巴两国就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进行的激烈竞争简直束手无策，而且近来极为担心它们之间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危险。朝鲜的核能力开发和导弹试验在几年前引起了头等显要的国际争端和非常重大的国际后果，它的导弹出口和导弹技术扩散则构成当前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被予以严重关注的一大问题；朝鲜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导弹出口者和导弹技术扩散者之一。(注：例如，一些已退休的巴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军控专家透露，巴基斯坦直接从朝鲜得到它目前的大部分导弹能力，其1993年许开始拥有的第一代导弹高里—1型几乎完全由朝鲜设计和生产，以后的两代即高里—2和高里—3型也基于朝鲜的导弹技术。见Howard W.French,“North Korea Sired Most of Pakistan's Nuclear Missile Capabilit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7,2002.)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非核武器化被普遍视为当然，但现在居然已再三遭到某些日本内阁级高官和政界头面人物的公然否定或质疑；在他们看来，日本的非核武原则同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样应当修改，或者说后一修改将为前一修改开辟道路。(注：见Howard W.French,“Koizumi Aide Hints at Change to No-Nuclear Policy,”The New York Times,June 4,2002.又见idem,“Nuclear Arms Taboo Is Challenged in Japan,”ibid.,June 9,2002.当然，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根据在日本进行的若干民意测验，大多数日本公众仍然认为日本不应当拥有核武器，“广岛和长崎的遗训仍然有力。”见Brad Glosserman and Yumiko Nakagawa,“Nuclear Taboo Remains Strong,”Japan Times,June 25,2002.)不仅如此，日本常规军备的持久膨胀、巨大规模和先进水准同日本军队法定功能的变化倾向一起，成了日本的一些邻国很有理由深感不安甚或愤怒的问题。在台湾海峡两边，归根结底既由于台独倾向的恶劣发展，也由于美国对台政策中至少客观地包含着的台独助力、战争诱因和军备刺激因素，同一个中国的两个地区——大陆和台湾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竞相扩充和优化指向对方的武器装备(在中国大陆方面还理所当然地针对台湾问题上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和中美之间由此而来的局部军事冲突)，以维持双方实际上都认为经不起须臾缺乏的武力威慑，并且准备迎接远非必定能够避免的未来实战；这一武器装备竞争就其历史由来和政治实质而言，构成台海两岸阻独对谋独斗争的一部分，在近一年多里更是这斗争的空前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