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 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人们很难 立即给这个时代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后冷战时代”(Post-Cold War Era)成为当时人 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但是，人们并不甘于永远使用这个词汇。人们一遍又 一遍地对“后冷战时代”进行一种新的推测与判定，一遍又一遍地宣布“后冷战时代” 的终结，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后冷战时代”的替代说法。但“后冷 战时代”仍在延续。本文的目的是对西方学术界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种种推测给以评析 ，以期让我们对已经延续了十多年的“后冷战时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实际上，早在冷战结束之前，至少在苏联解体之前，关于“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推测 就已经出现了。如查尔斯·克拉斯姆(Charles Krauthammer)“单极时刻”(The Unipol ar Moment)的推断。[1]但看来当时“单极时刻”的推断并没有令多少人信服，因为新 的推测不断展示出来。统计起来，有几十种之多。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选几种最具代 表性、涵盖性和现实性的加以评价和分析。它们是基于新重商主义和地缘经济的“三集 团”论(the three bloc)，基于现实主义的“多极均势”论(th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模式与引起全球争议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基于“霸 权稳定论”并在学术界日渐认同的“单极主导”论(the unipolar dominance)和基于全 球性体制的功能不断增长而提出来的“全球村”理论(the global village)。[2] 一、“三集团”论的兴起 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的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就已经形成，但“三集 团”论是在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初期才成为西方学术界主流观点的。这种观点接受了弗 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推断，承认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结束，地缘经济将取 代地缘政治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克林顿上台伊始就把经济安全和国内事务放在首 要位置的作法，更是对这种推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三集团”论，世界将形成由美、德、日三国主导的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主 导的格局。美国集团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中心，潜在地包括拉丁美洲；德国 为首的欧洲集团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也许还有北非；日本领导的太平洋圈包 括韩国、东南亚和可能的中国。“三集团”论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三个集团的拼法，更 在于它对三个集团前景的推测：在这三个集团中，美国将是最弱的一个，德国集团最强 ，日本集团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市场化，前苏联集团国家可以成为西欧发 达国家原材料和石油的来源，成为低工资劳动力的源泉，就像墨西哥之于美国和东南亚 之于日本那样。他们相信，8.5亿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毋需从脱贫开始的欧洲劳动力撑起 的“欧洲大厦”，将使欧洲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美国集团则将处于明显的劣势地 位：拉丁美洲经济的长期停滞，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美元的危险地位，美国为了维 持双料(经济上和军事上)超级大国而不得不在军事上的巨大支出，等等。日本集团则好 于美国集团。日本银行的庞大实力，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债权人的地位，日本创世界记 录的贸易赢余，日本在工厂和设备上3倍于美国2倍于欧洲的人均投资率，等等。莱斯特 ·索罗(Lester Thurow)还强调日本的教育水平，特别是它高中基础教育的能力，同时 还对日本的民族特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凝聚力和同文同种的一致性赋予日本一种专注 于经济力量的竞争能力。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组织的如此之好，向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共同 目标迈进”。[3]这样，欧洲集团将在冷战后时代的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日本集团次 之，美国集团则屈居第三。 “三集团”论的设想不是没有道理。首先，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平均的基 础设施、教育水准、富裕程度等等确实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欧洲走向富强的基 础。其次，冷战后美、欧、亚经济的区域化和集团化确实展现出来了，如欧洲一体化的 深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东亚国家内部贸易与投资额的持续增长以及APEC的成 立。但冷战后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又使这种判定成为笑谈。首先，在整个90年代，美国 经济强劲增长，欧洲陷入衰退，日本则因其经济泡沫的破灭而停滞不前，美国再度成为 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以某个国家为核 心的经济集团化设想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意义。欧洲在其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同时 也在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APEC不仅加强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 将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平洋东岸和大洋洲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日本对待历史的态 度妨害了它与亚洲国家的进一步合作，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及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 泛联系更使以日本为首的集团化设想成为泡影，而冷战后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和接连不 断的针对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再次使安全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历史没有 终结，经济也就不能成为世界舞台上压过其他的主旋律。 二、“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发展是许多国家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共同推测(和 希冀)。199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世界秩序：回到未来》的 文章，声言更典型的“秩序是从三、四或五个大国互动中产生出来，这些大国在它们之 中创造盟友和敌人转移的模式。这是恐龙之舞。这就是过去几个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欧 洲和亚洲——历史世界的核心——主要的行为方式，直到1945年；现在这样的方式又回 来了”。[4]作者还认为既然冷战的意识形态喜好已经不再是国家之间的黏合剂，在即 将到来的多极均势时代，联盟将迅速地变化，今日之朋友可能变成明日之对手，反之亦 然。那么大国联盟将如何组合和变换?作者在否认了几种联盟形式之后，认为大国关系 最有可能的前景是欧洲、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松散联盟以遏止中国，“同时被中国的增 长所恫吓和需要美国保护的日本，将谦虚地屈居次大国的水平”。第二种前景是崛起的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盟，这将促使俄罗斯与欧洲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设 想可能是受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启发。第三，为了遏制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日 本和印度可能结成联盟，韩国将迟些加入；俄罗斯保持中立并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能源， 欧洲作壁上观。作者还有一种推测，这就是中日韩联盟以将美国的影响驱除出亚洲，而 俄罗斯和欧洲则作壁上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