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世界，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继续(或者准确地说在变化中的继续)特别明确 地由这么一些事态作为其表征和缘由：国家仍然是体系内的主要角色，仍在国内、国际 和全球生活的组织方面有其非常重大的、甚至首屈一指的积极作用；世界政治的内在矛 盾和冲突依然常在，无论它们是新型的还是传统的，或是新旧相间的；国际和跨国的互 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特别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基本分布仍然大不平衡；国家可 以、事实上也不时采取往往强有力的限制全球化影响的政策，而且有时恰恰是以全球化 趋势所依靠的同一些当代技术为手段；世界政治中存在并且发展着在利益、情感、政治 行为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全球化的其他力量，它们或分散或结合地发挥着不可轻视 的阻滞作用；在与全球化趋势相反方向上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有力地 涌动甚至泛滥，成为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以来异常引人注目的一类政治动因。 在这些事态当中，第一类事态无疑尤其根本，尤其重要。人们当然有些理由像“全球 化信仰者”那样，论辩当今世界政治已是一种以跨国政治为一大成分的全球政治，而非 仅由传统的国内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构成。然而，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中的核心角色 ，仍然以此身份和作用塑造着全球政治的主要面貌，即使它们总的来说正愈益受到跨国 、亚国(sub-national)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种种力量的限制、侵蚀和冲击，甚至从长远 来看其有效存在本身都很可能受到这些力量的非常有力的挑战。一位远非执迷于现实主 义范式的国际政治学家概括道，主权国家是当代“决定人民过什么生活的单单一个最重 要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注：Georg Sorensen,“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in Tim Dunne et al.eds.,The Eighty Years' Cris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92.)用《经济学家》杂志的话说，尽管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大发 展“修剪”和削弱了国家的某些权能，但这完全不意味国家已丧失、或很可能丧失作为 一种单独的实体在世界上运行的手段，也不意味“在这些国家中间纵横捭阖将不再是地 缘政治的首要成分”；技术革命和朝着所谓“普遍的自由市场民主制”的动向并未显示 出什么迹象，要来创造出任何取代国家作为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东西。(注：“The Thi ng that Won't Go Away,”The Economist,July 31,1999,para.2,3.)国家没有过时， 而且除非发生某种难以想象的全球性大灾变(例如世界核大战)，主权国家及其为主构成 的现当代国际体系将极可能很长期地继续存在下去，至少是保持其最基本特性。(注：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edition(New Yorkk:Mc-Graw-Hill,1998),p.589.) 二 在同当今特别广泛、深刻和有力地侵蚀其权势和权威的一大类角色——跨国行为体的 关系中，国家总的来说仍占据显著上风。首先，国家显示了抵抗跨国公司侵蚀的很大能 力。国家虽然已很难、也很不愿像七、八十年代以前世界上不少地方通行的那样，一概 不容跨国公司入境经营，但对不同的跨国公司及其不同的经营活动，它们仍完全可以、 而且实际上也相当常见地在有选择地锁闭国门。其次，国家往往还拥有、并实际行使相 当充裕的能力来限制跨国公司在其境内的活动，许许多多欠发达国家如此，一般的发达 国家更是如此。跨国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坦言：国家在限制和规范跨国公司的活动方 面，有其主权、国内经济权势以及立法权、规章制度权和许可证发放权等种种手段可用 ，像某些人那样认为跨国公司比国家更有力是思维混淆。(注：Shimon Peres,“Between Borders and Business,”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Spring 1998,para.11.)在绝 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母国——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就业率等方面的国内政治压力或外交、 战略考虑，有时会驱使政府抑制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对于那些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 根子的跨国公司，母国政府仍拥有权威来最终恢复对它们的控制，因为现代社会已将巨 大的管制作用授予政府。”(注：Pearson and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ition,p.508-509.罗伯特·吉尔平在30年前的下述看法仍然是对的：在技术力量 与政治力量的冲突中，没有理由假定后者必定退让。见Robert Gilpin,“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in Joseph S.Nye,Jr.and Robert O.Keohane 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一国国内影响增长并不导 致这个国家的权能和权势相应地缩减，也不意味该国的意愿和目标由此遭到挫折。跨国 公司所以越来越广泛和有力地进入许多国家，并且在那里积聚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往往 首先是因为此等国家确信它们将带来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战略性目标的东西， 即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注：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272.)这种自愿而非被迫的选择，在当今一些发 展中国家竞相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第四，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资 本来源、资产、经营活动和高级管理人员不成比例地集中于母国。就此而言，“跨国公 司”这一术语多少淡化或掩盖了它背后的资源和权势真相。按照90年代中期的一项统计 ，在《幸福》杂志列举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中间，大部分资产在母国以外的仅18家，雇 用母国以外职工达职工总数一半以上的仅19家。(注：Norman Lewis,“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引自Pearson and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 lations,4th edition,p.504.“甚至公司全球化的偶像，从可口可乐经福特到麦当劳… …(都是很厉害地母国取向的)。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外国股东，其一半以上资产在美国， 其销售量的40%以上也是如此。以力图生产‘全球性’汽车著称的福特公司，80%的资产 仍在美国。至于麦当劳这全球性扩散的公司化身，其三分之二的销售和一半以上的资产 在美国。”Ibid.)只凭这一点，就可以说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海 外影响和权势构成其母国国际权势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