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冷战结束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间曾经历了一场关于外援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围绕 着外援的目的，外援的效用，受援国对于外援的使用，以及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 展开。与这场辩论相对应，世界外援的数额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到了世纪之交 ，两场战争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外援的关注。一场战争发生在欧洲：1998年末，科索沃 战争还未打响，欧洲的战略家们就在酝酿着一个庞大的援助计划。1999年6月，这个被 称为《东南欧稳定公约》的援助计划正式启动，它提出的口号是“促进和平、民主、对 人权的尊重以及经济繁荣”，目前它正在巴尔干的西欧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 外一场战争最近发生在中亚：阿富汗战场上硝烟未散，世界上的主要援助国就聚会东京 ，讨论如何通过经济援助，稳定并重建被战火摧毁的阿富汗。阿富汗战争和反恐行动引 起了人们关于世界发展不平衡、国际秩序不合理的深刻反思。今年3月，联合国发展酬 资大会达成了“蒙特雷共识”。欧洲和美国在会上纷纷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将大幅度增 加外援的数额。于是，对外援助又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对外援助政策就在国际和地区性冲突的善后中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涉及了不为新闻媒体所关注的广阔领域，深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内 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层面。在一些专门从事外援工作的机构中，常常可以听到 这样的评论：发展援助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所有成功的发展中都有援助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 初期以来，累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已达600亿美元左右。根据2002年1月的最新统计，19 99年中国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援资金达22.5亿美元，是当年世界第二大受援国(注： 根据2001年经合组织网上数据：http://wwwl.oecd.org/dac/htm.)。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利用外援资金，投资中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后来又投资于市场建设、健 康和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外来的发展援助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援助国，中国提倡平等互利、尊重主权、讲求实效等原则( 注：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即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附加任 何条件)、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 快、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培训受援国人员掌握中国技术、中国在受 援国专家不享受任何特权等。到了80年代，中国进一步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 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原则主张，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世界经济百科》)，19 87年，第876页。)。无论是作为发展中的受援大国，还是作为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都需要比较完整而透彻地了解国际外援 提供者们的理论、机构、政策和方法，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和外交政策提供有益的参 考。 二 国外研究外援的现状 关于对外援助的研究，在国内尚未形成规模，在国外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外主要从“国家利益”理论、“超国家”理论，以及不可能 被上述理论涵概的、解释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现象的理论，对外援展开研究。 (一)国家利益理论 国家利益理论是发达国家提供外援的最为常见的政治理论依据。其中尤以现实主义的 理论最具代表性。这种理论的预设前提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之间的永恒争斗 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看来，国家安全的前提是 提高国力，而国力的主要成分是军事力量，其它因素如经济力量、地理和政治的属性( 如国家资源、科学技术、人力资源、政治领导和意识形态)都可以加强或削弱军事力量 。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决定一个民族生存的政策。政策制订者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保护或者 促进民族安全和主权，抵御国际环境中的敌对势力，对外援助政策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因而，摩根索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 进和保护国家利益(注：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 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2.(June 1962),pp.301—309.)。他举出6种对 外援助形式：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 他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看上去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持 国际力量对比的现状。军事援助的目的是军事战略，名望援助不包含发展的意义，经济 发展援助本身已经变成了和平时期转移资金和服务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对外援助的旌 幡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 华尔兹进一步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的世界大国是竞争的对手，它们谋求建立 霸权，建立安全体系，对外援助政策就是霸权工具。军事援助直接服务于加强两极世界 的安全体系，而经济援助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也是 为了增强援助国的国力，特别是遏止共产主义，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注：K 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2 00.)。 瑞德尔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对外援政策产生了影响。因此，欧洲援助国的 行为也可以用国家利益理论来解释。在后殖民时代，外援用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新关 系延续了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各种老关系(注：Roger C.Riddell,Foreign Aid Rec onsidered,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131 & P.133.) 。这种观点得到了来自第三世界的理论的补充，多斯桑托斯认为，对外援助投资于发展 中国家的原料生产，而不投资可能和援助国形成竞争关系的产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完全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发展，从而使受援国丧失了解决 危机的内部机制，使它们在经济上长期依赖于援助国的援助(注：[巴西]特奥托尼奥·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更有大量的研 究证明，援助还用于在援助国培训受援国的军官和官员，从而在政治上培养受援国对于 援助国的亲和力，维系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特殊政治关系(注：Simon Payaslian,US Foreign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Inc.,New York,1996.)。甚之，军事援助还是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和就业的重要措施(注：Paul Bar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