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 近年来西欧政党政治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据统计，在最近15年内 仅在德国政治学界至少已经发表了1384篇论文讨论德国政党制度危机。(注：弗兰茨· 瓦尔特《德国政党：失去核心与目标》，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 01年第10期。)尽管这是一个被人们讨论很久的问题，但是今天的情况与历史上任何时 刻都很不相同。目前的德国政党并不缺乏活动资金和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手段施加影响的 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资金空前雄厚，宣传手段空前强大有力。问题是政 党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几乎陷于近于面临生存危机的严重混乱状态。90 年代是社会上厌恶政党情绪广泛传播的十年，围绕党内民主的讨论把这些政党组织上的 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000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献金丑闻使德国政党的公众形象进 一步恶化，使关于政党危机的辩论再度激化。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区，学术界、公众舆论界进行的批判政党的辩论在 指出大量危机现象的同时，总结出一系列制度性的结构问题，表述了对未来的忧虑和恐 惧。德国哈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乌尔利希·冯·阿雷曼把批判政党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归 纳为十个要点内容：党员大量流失；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不断地大量减少；政党体系日 益分裂，并且日益分散化；长期投票支持某一个政党的基本选民人数不断减少；广大居 民对于政党和政治家的总体信任程度不断降低；青年人越来越疏远政治；他们准备进行 暴力斗争的意愿日益增长；对于其他的国家机关、大型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教会的信任 正在日益消失；媒体报道的政治丑闻的数量日益增多。 议会内的反对派政党并没有从广大群众的不满中获得好处，只有一些更小的抗议政党 从中获利。人们对于政界和经济界解决问题的信心总体上不断下降，在民意测验中经常 可以听到这种说法：“政治家忙于腐败活动，小人物总是受骗上当。”(注：乌尔利希 ·冯·阿雷曼《变幻年代的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6年 第6期。) 近年来德国政府机构以及一些社会研究机构提供的大量数据证实了阿雷曼的分析。 首先是党员人数持续不断地减少。在10年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减少20.1%，同 期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人数减少了18%。而自由民主党自从1990年8月与东部地区的自由 民主联盟实现联合以后，党员人数几乎减少了64%，人员损失最为严重，这种减员主要 是在德国东部地区，在西部，自由民主党的党员减少27.1%。在这种大量减员的总趋势 下，只有西部地区的20世纪90年代联盟/绿党和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属于例外 情况。(注：参见维纳·魏登费尔德《时代转换，从科尔到施罗德》斯图加特形势出版 社1999年版。) 第二就是成员老化。据统计，在1980至1998年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内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的比例从20%上升到35%，其中超过70岁以上的党员数目是25岁 以下青年党员数目的6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比例为5倍。在民主社会党内，2/ 3党员年龄超过60岁。 1988年在明斯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青年政策的决议，其 中说：“一个没有青年人的政党，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党。”由此看来，目前德国政 党的发展前景都不怎么美妙。最近25年来，青年人大量脱离政党组织。1974年德国社会 民主党内青年党员的比例高达10.8%，1999年下降到2.8%。基督教民主联盟下降到2.5% ，1983年这个比例尚且维持在3.9%。总体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 16至24岁的青年党员的数量从1980年的89176人，减少到1997年底的31087人，几乎减少 2/3。1980年平均在104名青年人中有一个人加入政党，1998年平均有222名青年人中有 一名政党成员。 青年人对于政党的厌恶情绪不仅表现在青年党员的减少，而且还表现为在大量拥有选 举权的青年人拒绝参加选举投票，在历次联邦议会和州议会的选举中青年选民的投票率 直线下降。在1972—1976年与1998—2000年州两次各州议会选举中青年选民的投票率从 70.6%下降到48.2%，减少了22.4%。(注：埃尔马尔·维森达尔《对于政党毫无兴趣，青 年人离开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01年第10期。) 二、批评 大量批判政党的文章一致指出，当前德国各个政党的普遍问题主要是缺乏一个明确的 领导核心。在勃兰特、施密特、科尔那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德国政党普遍进 行了一次更新换代。新一代党的领导层非常不稳定，涣散无力，无法形成明确的政治核 心。 政党政治危机首先体现在思想理论方面。许多批评家指出，现代电子时代的政党和政 治家普遍失去了理论思考的兴趣。尽管各党都设立了纲领委员会，但是这些理论机构所 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党的原则纲领越写越长，内容越来越庞杂臃肿，而且面目越来越趋 于雷同，失去了这些政党历史上曾经具有的鲜明个性和特色。上个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纲领，如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用了3页纸，就把党的基本目标说得清清楚楚，而现 在的原则纲领长达上百页，篇幅越长，内容越是索然无味。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德国政 党的领导人也还都知道自己党的思想源泉在哪里，思想原料是什么，能够从这些思想原 料中提出一些关键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仅能够促进党的一体化，而且还能形成党的鲜 明特色，形成持续的约束力量。例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特色在于推崇乡土民族观念，尊 重家庭、私有财产，反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许诺要进一步扩大雇员参与共决的权利 ，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在对外政策方面促进东西方的缓和。自由党人认为最重要的 是尽快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促进资产阶级全体当事人的市场盈利。绿党的乌托邦是 建立一个没有暴力的、基层民主的、有组织的、实现生态良性循环的社会。在当年的联 邦德国，这些目标都可以动员起这些政党成员或选民的政治热情。现在这些党失去了他 们的思想理论特色，再也没有理论家对于重大理论问题、政治行动的目标和前景重新进 行深入思考，党内再也没有旗帜鲜明的不同派别所进行的理论辩论。现在这些党不仅失 去了斗争目标，而且也失去了斗争意志。正如哥廷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兰茨·瓦尔特 所说：“我们说，这些党在公共生活中变得无所不在，但是与此同时，又变得毫无勇气 、毫无力量、毫无目标。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是这与1951、1961、1971、1981 甚至1991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当年这些党还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到了2001年就再也不 是这样了。当年这些党特别喜欢使用的斗争概念，现在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了。它们再也 不想，也不知道进行什么样的斗争了”。(注：埃尔马尔·维森达尔《对于政党毫无兴 趣，青年人离开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2001年第10期。) 阿雷曼在《变幻年代的政党》一文中写道：“在德国，自从两德统一以来，对于政党 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厌恶政党、厌恶政治成了这些年的时髦词汇。人们抱怨：可恶的政 治，它使得对于各种问题的决策无休止地拖延下去，最终泡汤。可恶的政治家，他们就 会制造丑闻，那么容易被收买，拿着高额薪俸，什么用处也没有。可恶的政党，自己内 部乱作一团，在竞选前热衷于追逐获取权利，但是上台后，面对涉及人类基本生存问题 的政治决策，它们又忘掉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可恶的媒体，它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了个人 的事情，把信息变成了一种消遣娱乐，把政治家拖进了媒体斗争。可恶的政府机构，它 们不断地强迫选民参加竞选斗争，但是它们自己做不出什么真正有用的决策，并且阻碍 直接民主的实现。可恶的普遍道德，它根据‘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老实人 都是傻子’的信条引诱人们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注：乌尔利希·冯·阿雷曼《变 幻年代的政党》，载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6年第6期。)应该说， 阿雷曼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欧社会中广大居民群众厌恶政治的社会心态和情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