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已经过去了半年。这场刻骨铭心的悲剧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留下 了永恒的记载，而且，它也对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大国间相互关系的急 剧变化打下了深重的烙印。探讨“9·11”事件是如何作用于冷战后的大国关系进程， “9·11”后的大国关系具有哪些特点，并且大国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将会出现怎样的趋 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9·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 “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预言：“9·11”事件的发生不光使得国 际关系的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是指，整个国际 关系格局已经由于“9·11”事件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也有人并不认同于这样 的观点。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就曾经指出：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 一切，这是媒体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 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断言已经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之前 的所有背景与积累。(注：施莱辛格在华盛顿D.C.的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见《Nationa l Interest》反恐怖主义事务专刊，2001年10月。)也许，鲍威尔所言和施莱辛格所言 两者相加，才能对“9·11”后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对外政策走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判断 。换言之，“9·11”这一突发事件如果没有此前国际社会长期演变所积累的能量与所 表现的意向，那么不可能导引出“9·11”后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图景；但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如果没有像“9·11”事件一类突发事件的冲击 ，恐怕也不会使大国关系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比如，对于作为“9·11”之后大国 力量消长的一个聚焦地区——中亚地区来说，美国的看法和判断与“9·11”之前相比 是大不相同的。直到2001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大西洋理事会，以及J.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联合研制的一份重要报告还称：“短期内，美国 在中亚这一地区仅有有限的地区性利益”。(注：见“中亚与北高加索事务报告”，美 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大西洋理事会、J·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北高加索研究所，2001年2月 。)但到“9·11”之后，特别是10月阿富汗战争开始之后，中亚地区显然就成为美国实 现其国家利益的最为关键的核心战略地带。可见，若无“9·11”突发事件提供的机会 ，美国无由长驱直入长期以来曾是俄苏直接势力范围之内的中亚地区；而另一方面，如 若没有“9·11”之前已经基本形成的美国独大的战略实力，也就不可能具备进入中亚 地区的物质条件。 问题在于，实力，从来都是与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着，并影响着整个国际关系的 实际进程。那么，是什么样的观念与思想原则与实力格局相呼应，对“9·11”后的大 国关系产生作用呢? 美国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瑟认为：虽然，美国独大的单边主义结构在过去十年中 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美国强大的经济战略力量使其本土从未受过直接的创伤，但是 恐怖主义者对于其核心部位的打击却使美国“变弱了”。这种美国“变弱”的表象反而 成为美国国民心理得以膨胀、得以凝聚的一个强烈的刺激，从而成为民族情绪、爱国情 绪得以提升的一个极好机缘。这种国民情绪的急剧变化，与“9·11”之前就已存在于 布什行政系统外交路线中崇尚强权的现实主义倾向不谋而合，成为美国坚决推动阿富汗 战争，强调以武力惩罚“邪恶轴心”或“流氓国家”的有力触媒。用“民族主义高涨” 来描摹美国当前的国民心态，并非完全恰当，因为美国并非历史上西欧式的单一民族国 家。但这多少表达了“9·11”后，基于美国这一特殊国际背景下国民认同感的增强。 “9·11”事件突如其来之时，各国人民和政府出于对被残暴的恐怖分子所杀害的几千 名无辜平民的痛惜；出于对正常国际秩序、当然首先是美国纽约、华盛顿等都市生活秩 序被惊扰破坏的不安；出于对人类文明与良知遭此蹂躏的愤慨，对美国政府所推动的国 际反恐怖进程给予了各种不同方式的支持与同情。“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中国 等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改善，相当部分原因是基于“9·11”事件所激发起的道义责任和 所形成的共同利益。 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对于以“正义”与“邪恶”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划分恐怖事件的 袭击者与被害者表示了某种理解。即使当乔治·W·布什总统以“9·11”事件划线，直 截了当地表明美国“将以其他人对‘9·11’攻击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 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对美国关系的亲疏，以及来划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 们的敌人”的时候，国际舆论虽然有所保留，但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批评意见。一直 到去年12月，当美国不顾中、俄及欧洲各国的反对，执意退出“反导条约”；当今年年 初以来，美国一意孤行地准备向伊拉克开战；以及最近，美国国防部拟议中准备向中、 俄等7国首先实施核打击的“规划”被曝光以来，人们才发现：美国当局并没有打算像 “9·11”后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为建立一个更具协作性的多边 世界而努力，反而作出了更加公开的单边主义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