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以来，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 注。但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目光多集中于巴以的官方政策上，对于在中东和平问题 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哈马斯却未给予重视。本文即试图对之加以初步分析和探讨。 历史渊源和政治主张 哈马斯(Hamas，伊斯兰抵抗运动)是以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为基地的伊斯兰逊尼派巴 勒斯坦人组织。其历史渊源最初可追溯到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是1928年在埃及 成立的伊斯兰改革运动的一个分支，1945年其势力扩大到耶路撒冷，但长期以来在阿以 冲突中一直力图避免有损于其作为一个宗教、教育和社会组织的非政治形象。一般认为 ，哈马斯登上历史舞台的最早时间是在1987年。1987年12月8日，巴以矛盾不断激化， 导致数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进而引发巴勒斯坦人在被占区针对以色列士兵的暴力活动。 一些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如塞赫·艾哈迈德·雅辛和默赫穆德·扎哈尔等随后从穆斯 林兄弟会脱离出来，成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阿拉伯语的首字母缩写，意为 “热情”)①(注：P.S.Link,Middle East Imbroglio:Status and Prospects,Nova Sci ence Publishers,Inc.,1989,p.4.)。1988年2月，哈马斯正式公开了自己的组织名称， 并把自己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军事派别。同年8月18日通过的《哈马斯宪章》，仍 在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指出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然而，哈马斯与穆斯林兄 弟会虽然具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关系，但由于穆斯林兄弟会不愿与以色列对抗，而哈马斯 则主张以军事手段反抗以色列，因此哈马斯领导人基本上不把哈马斯等同于穆斯林兄弟 会，而是视为一支独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 哈马斯早期(1993年前)的政治主张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地区均是穆斯 林的托管地，在这片土地上应该建立一个单一的伊斯兰国家；任何接受妥协的解决方案 ，即允许以色列存在的方案，都是对穆斯林信仰的背叛；伊斯兰法律“萨利亚”(Shari a)应该成为巴勒斯坦国领土内的法律；为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将以军事手段 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90年代初阿以和平进程启动以来，哈马斯的政治主张和对以 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4年4月，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将调整其政策。其后哈马斯领 导人表示，哈马斯将接受1993年9月关于以巴和谈的《原则宣言》，只要宣言包含了以 色列完全从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撤出，撤除所有以色列定居点，自由选举 能够在巴控区进行等内容在内。并且，一旦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哈马斯的军事组织 将停止反以武装斗争。 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哈马斯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灵活性和现 实主义的双重特征。有学者认为，1993年以来，哈马斯追寻的是一条政治现实主义和可 调整的战略，即对以色列实行“有控制的暴力”斗争，对巴解组织和巴自治权利机构实 行“谈判共存”和“有计划参与”的策略；即从最初的单向政策向双向政策——对以“ 有控制的暴力”和愿意与巴权利机构谈判和共存——发展变化。②(注：Shaul Mishal and Avraham Sela,The Palestinian Hama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3— 5.)可以看出，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以来，哈马斯仍不愿放弃对以武装斗争，只是暴力程 度有所收敛和控制而已。武装斗争则成了哈马斯的一种政治计谋和手段，其与巴权利机 构的共存战略也是有条件的，即哈马斯并非完全赞成或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更不会抛弃 其在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目标。因此，哈马斯的政治主张虽然有所改变，但其 政策并没有完全融入中东和平进程的轨道。 哈马斯成员多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其基层组织称为“家庭”，每个“家庭” 由若干以兄弟相称的“家庭成员”和一个“家长”组成。哈马斯主要从穆斯林国家获得 武器和金钱资助，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有社会服务机构、慈善机构、情报机构和 独立的军事派别卡萨姆旅，这些机构在阿曼、大马士革、德黑兰等都有分支。早期，哈 马斯组织的具体力量难以准确计算；1989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支持率为15—20% ③(注：Ibid.1,p.13.)，2001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的支持率约为30%④(注：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18 May,2001.)。同中东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不一样，哈马斯没 有直接地把美国等西方势力作为攻击目标，只对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或是针对以 色列占领区和巴控区的以色列机构及其设施发动袭击。其恐怖主义以自杀性爆炸为主， 另外伏击、暗杀、绑架等也频繁使用。哈马斯的暴力频率与程度是随中东和平进程而定 的，并往往取决于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对中东和平进程具有比 巴自治当局更为直接的影响和作用。 地位与影响 中东和平进程主要是围绕巴勒斯坦地位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 冷的地位问题展开的。总结哈马斯的14年发展历程，其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明显扮演了一 个“信号灯”的角色。只要阿以矛盾有所缓和，中东和平进程有所进展，哈马斯等激进 组织的暴力活动就相应减少；反之，其激进暴力行为就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色列内阁的对巴政策和对待中东和平进程的态度几起几落。工党的拉宾与巴拉克属于 鸽派，而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与现任总理沙龙属于鹰派。鸽派主张以和谈方式推进 中东和平进程，一定程度上主张以土地换和平；而鹰派反对向巴勒斯坦让步，主张以军 事手段打击报复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暴力。在以色列鹰派组阁期间，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尤 其频繁，暴力规模也日趋扩大。自2000年8月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一年半并不断升级以 来，哈马斯的暴力活动更加猖獗，这使本已举步维艰的中东和平进程更加扑朔迷离。哈 马斯等激进组织似乎成为了中东和平进程的绊脚石，但其对以色列的暴力频率与规模反 映了相当部分的阿拉伯穆斯林对以色列的仇视程度，以及对和平进程的失望和沮丧程度 。同时，不同阿拉伯国家和巴自治当局在不同时期对哈马斯的政策和态度也不同，或压 制，或宽容，凸现了阿以或巴以关系的变化。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哈马斯是中东 和平进程的信号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