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主义最初主要源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传统，其核心就是宣称欧洲一体化 的本质和步伐主要由(相对)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决策和行动决定的，即强调民族国家在一 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多年来，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是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 an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德鲁·莫拉维科斯克 (Andrew Moravcsik)成为最突出的倡导者。他们发展的政府间主义思想是对欧洲一体化 的另一种理论归纳，对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仍然强调国家主权和政府间合作 重要性等现象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政府间主义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初，欧共体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取得许多成功，这是一体化学者(特别是新 功能主义者)感到非常乐观的时期。他们觉得新功能主义似乎发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通 过推进超越主权国家的国际共同体使战争可能性大大减少的手段。但这是否意味着民族 国家的终结呢?类似问题自然成为政治学家思考的对象。 60年代中期，戴高乐从维护法国利益出发，强调建设民族国家的欧洲，坚决反对欧共 体超国家倾向的发展。1965年下半年，法国对共同体实行“空椅子政策”，欧洲经济共 同体的超国家性趋势受到抑制，政府间合作的性质得到加强。英国、丹麦等对一体化更 具有怀疑态度的国家随后准备加入共同体，使共同体内政府间合作的倾向进一步受到鼓 舞。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共体成员国首脑会议的正式引入和制度化则是这种倾向的典 型象征。 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这些政治现象促使以斯坦利·霍夫曼为代表的学者重新评估既有的 理论，并更多地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学说来解释欧洲一体化。霍夫曼在国际关系理论探 索中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假设就是确定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是具有理性的单一的主权国家，主张国际政治实际是国家间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国 内政策可以明确地从对外政策中区分出来①(注：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著作首推 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他对此有精辟的阐述。霍夫曼受其影响极大。)。各 个主权国家通过寻求各自政府理性界定的利益关注自我保存。合乎理性的私利和各国相 互冲突性的目标导致各国更多地保护自身利益。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实 际的无政府状态。各国既运用冲突又运用合作，通过国家间的权力平衡确保它们的安全 。对现实主义而言，处于冲突性国际环境的各国之间的互动是关键性的，而且权力平衡 是不断转换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行动可能仅仅构成一种暂时的均衡，某种国际体制 中的各个伙伴如果觉得其成员身份不再能最好地为其利益服务，它们能够自由退出。现 实主义主导了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 尽管现实主义一直受到很多批评，但作为对新功能主义最强有力的早期批评之一的政 府间主义恰恰源于这一思想传统。在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时，霍夫曼正是以现实主义的 上述理论主张为逻辑起点，提出了所谓的“政府间主义”学说。 霍夫曼1966年发表论文《顽固的还是过时的?民族国家的命运与西欧的个案》，认为欧 洲各国仍然是明确追求私利的实体。尽管欧共体成员在诸如农业和贸易等“低政治”领 域愿意进行更密切合作，但它们顽固地紧紧抓住具有重要意义的主权——控制外交政策 、国家安全和武力的使用(“高政治”领域)，它们也不情愿为换取某些物质利益而在经 济的重要方面放松控制权。因此，作为一体化方法的功能主义很快达到其限度，没有使 欧洲超越民族国家的状态。相反，在霍夫曼看来，一体化是“作为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 的一种维护。”霍夫曼以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把一体化过程看作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 主权国家之间一系列讨价还价的过程。这种观点常被一体化学者称作“政府间主义”。 霍夫曼强调民族国家政府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最大限度地促进 其民族利益。他认为地区政治对民族国家政府来说不如“纯粹地方性或纯粹全球性”的 关注重要。在全球性国际体系内，地区性的子系统具有一种仅仅是被削减的自主权②( 注：Stanley Hoffmann,Obstinate or Obsolete?The Fate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Daedal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95/3,1966,P.865.)。对霍夫曼而言，成员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是 更“顽固”而不是过时了。这显然是对新功能主义所谓合作的滚雪球效应的一种严重挑 战。 霍夫曼还注意到“功能方法”(他称之为“莫内方法”)的局限性。他批评隐含在“莫 内方法”中的一体化逻辑，并认为正是“多样性的逻辑”在盛行，决定了新功能主义者 所盼望的外溢的局限性。他认为在国家利益的关键领域，各国政府并不愿意通过其他领 域的所得来补偿它们的损失。他强调，只有当功能性一体化方法有充足的能力保证得大 于失和希望大于挫折时，功能性一体化的冒险才能够获胜。从理论上说，这对经济一体 化是正确的，但不适应于政治一体化(“高政治”意义)③(注：Ibid.Stanley Hoffmann ,1966,P.882.)。
